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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苏北
我和王奎山先生不太熟悉，见过两次面，他给我写过两封信。我读过他的一些作品，觉得他的小说写得特别好，尽管那叫作小小说。其实管它叫什么呢，只要写得好，能让人记住，就是好作品。王奎山的作品我读过一些，每篇我都能记得，而且过些时日再读，还是一样的会心。我觉得王奎山的小小说非常好。他应该是中国最好的小小说作家之一。其实，我不想说“之一”，可是不说“之一”，有人会有意见，而且太绝对了，还是“之一”吧！
王奎山给我写过两封信，我特别珍惜这两封信。珍惜这两封信，不是因为他说了我一些好话，而是我觉得他是好人。
可是，好人不长寿。这是我特别怀念他的原因。
因此，我念念不忘要给他写篇文章，可一直拖着。这几日无事，我找出王奎山赠我的小小说集《别情》，翻来翻去，将里面一些我曾经读过的篇什又读了读。读完一篇，我微微一笑，说：“真是好！”
小小说集一共有25篇，也就几万字。我读了《红绣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偶然》、《一群蜜蜂》和《别情》之后，十分感叹。看《别情》，当读到莽子最后赌气地说：“咱乡下人，办个事真难呀！”我笑了，莞尔一笑，之后便相当愉快。这是阅读的愉快，是享受智慧的愉快。
王奎山的小小说为什么好呢？他写的不是简简单单的小小说，而是对生活的认识。每一个独到的对生活的认识，特别是你意想不到的认识，那是相当有意思。
我和王奎山先生见的两次面都是在郑州的小小说笔会上。第一次可能是认识了，但我记不清怎么认识的，之后他给我写过一封信，算是强化了我们的关系。第二次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住在同一楼层，而且只隔一个门。我去给他送我的一本什么书，他留我坐了一会儿，聊了聊。他说：“你写得不多，但有特色。”话同第一次给我写信的内容一样。
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苏北：
你好。
昨日我到银行领工资，领完之后在营业大厅看《大河报》（平时我不看这个报），很偶然地读到你的小说。我很喜欢你的作品，年选上的《钢卷尺》和《读点》第六期上的《老婆和我的幸福指数》都很喜欢。文章不在多，有特色就能让人记住。你的文章应属这种不多但能让人记住的一类。有作品集望能寄我一册让我学习。我喜欢汪曾祺的文章。我这里有陆建华先生的《汪曾祺的春夏秋冬》，你如没有，寄你一阅。
报纸上有责编姓名及电话号码，你可与马丽联系。
王奎山
2006.5.10
信中所说的我的小说，是我发表在《小小说选刊》的《金市国》，被《大河报》转载，他无意中看到了。信中提到的马丽，是《大河报》副刊的选稿编辑。
之后，我记得按他要求与《大河报》联系了，可既没得到样报，也没收到稿费。
第二封信写于2009年4月：
苏北：
你好。
去年就想给你写这封信，但一直犹豫，恐怕交浅言深，引起你的责怪。促使我下决心给你写这封信的，是前几天看了你发表在《文学报》上的文章《与黄裳谈汪曾祺》。我觉得，你与其零零散散地写此类文章，不如集中精力写一本《汪曾祺传》。陆建华的《汪曾祺的春夏秋冬》我读了，不过瘾。陆是搞评论的，文笔不行。而汪的子女写，由于距离太近，也写不好。你与汪有交往，且交往有数年之久，距离不远不近，正好。美国人金介甫写的《沈从文传》也不行。大约搞理论的写人物传记都难出彩。倾数年之精力，写一部精彩的《汪曾祺传》，一辈子也值了。你在散文创作上搞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我觉得散文领域也是鱼龙混杂，××那样的人都能当鲁奖评委，你还写什么散文？苏北，你是有才气的人，万不可将自己的才气轻抛零卖了。前面我已说过，交浅言深，万一有什么话说得不妥当，千万不要见怪。我没有你的电话号码，有什么事，只好写信。如有新书，请寄我一睹为快。
敬礼
王奎山
2009.4.10
我重读这封信时，眼睛都湿润了。我实在没有什么才华，也无雄心。王奎山先生这么看重我，苦口婆心，言真意切，我有负于他。虽然我无才华，也无雄心，但我热爱文学，会一直阅读和写下去的，以此了却奎山先生之意。
王奎山去世几年，我已记不清了，也懒得上网查，好像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不久的事。一个人死了，他很快被人忘记。他的作品，好像也没有多少人在读。因为他的书，在他去世后，似乎就没有再出版过。
可我不能忘记。这是个优秀的作家，他的作品很好，而且这个人很纯粹，是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