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林
1978年10月,根据县政府的安排,我来到正阳县南部清水河畔的一个村庄蹲点。蹲点期间,我和全村农民群众同甘共苦,战天斗地,结下了胜似亲人的情谊。
若干年后,我把这段蹲点经历写成了散文集《清水河》出版。
清水河,是正阳县的“红旗渠”,上世纪70年代靠人民群众的双手开挖出来的。所以,这条清水河在正阳人民心中,是一条福音河、吉祥河,滋润着当地百姓的心田。
近日,我又一次走进清水河畔的这个村庄。这次不请自到,“突然袭击”地进村,本想给他们一个意外惊喜,但我却像唐朝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所写的那样“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村里已经没有多少人认识我了。我只好自己四处转转,这一转,真的碰到了几个当年的乡亲,他们一个个也和我一样,都是满头银丝了。看到我的不期而至,他们又惊又喜,当年的生产队长金维荣如今也已年近七旬,正在建新房。其他人则告诉我,他已经在镇上新买了两层楼房,以后就是“镇上人”了。
金维荣告诉我,改革开放后,他的女儿是较早“南下”的,早已在深圳定居,女婿是个“老广”,经济收入可观,他在这镇上的楼房,大都是闺女、女婿孝敬他的钱买的。他还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村里的中青年几乎都外出打工了,有一些也成了“老板”,虽不是什么“大老板”,但年收入十几万、几十万的也有好几个呢。像当年的特困户、村西头的王景和也早已跟着在县城开饭馆的闺女、女婿享清福去了。不光是他,村里有七八户都在镇上买了楼房,再过几年,这个老村说不定真的就无人居住了。
我为他们早已脱贫过上好日子而感到欣慰、兴奋、感慨。当年我离开的时候,村里农民的住房、生活设施都还姓“泥”:“泥巴屋、泥巴墙,泥巴桌、泥巴床,离了泥巴没家当。”而现在几乎都是“小洋楼,大瓦房,沙发坐椅席梦思床,液晶彩电挂在墙,冰箱空调很寻常”,各种大、中型农机像古代的“十八般兵器”一样摆满了院子,或卧在主人专门为他们搭建的风雨棚里。我记得当年“三夏”“三秋”时节,都要累死累活忙乎一个多月,而现在他们用这些农业机械化设备,也就三五天就完成了收和种。
我突然听到了轿车的声音,“是不是来领导检查工作了?”这个念头刚一浮现,就被乡亲们捕捉到了。“哈哈,现在这轿车多了去了,哪个村没有个十辆八辆的,对俺农民来说,轿车不是稀罕物了。” 我清楚记得,当年我蹲点时的一辆“红旗牌”自行车,被乡亲们视为“洋马车”,对偶尔出现的轿车则戏谑为“鳖盖车”,如今出门办事、走亲串友,农民们也早已钻进自家的“鳖盖”里去显摆了。
说话间已近晌午,我心想,这里的村民祖祖辈辈可都是热情厚道的呀,就连当年那么贫穷,我轮到去谁家吃派饭时,他们也都想方设法弄上几个菜,烤上一壶酒招待我。今天咋还没见他们有做午饭的动静啊?似乎看出我的疑惑,当年的生产队会计王致生哈哈一笑:“现在来了贵客,谁还在自己家里做菜呀,等一会儿,咱们就坐车到镇上的酒店里为您接风。咱们来个猜拳行令,一醉方休,放心,不会再让您喝当年的‘五味子酒’了。”我会心地笑了。是的,那时贫穷,买不起好酒,喝的都是用红薯的皮、根、藤混合加工出来的白酒,混合着霉味、苦味、酸味、涩味,甚至臊味,所以被百姓戏称为“五味子酒”。
席间,听到他们像炫耀似的谈及年年的收入增长,听着他们爽朗幸福的笑声,我也开心地笑了。虽然已经几两酒进肚,却丝毫没有醉的感觉,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呀。
望着不远处波光粼粼的清水河,我在心中默默为乡亲们祝福,祝福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上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