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文隐蔚 余味曲包

程光炜

我和军甫先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都在河南大学中文系念书，是大学同窗。当时两百多人的77级中文系学生分为六个行政班，因10号楼的教室容量有限，上课的时候又分作前大班和后大班。我在一班，军甫先生在三班，在一、二、三班组成的前大班一起上了整整四年的课。记得我的宿舍在前一排平房，军甫的在后一排，恰好与我的宿舍对望。同学四年，算认识，但不是很熟。印象中仅记得他是一个稳重的学生，平日话不多，上课路上碰到只是彼此点点头。河南大学是我们人生再开始的地方，自然对老同学都感到非常亲切，大概隔着几十年风雨，也不会忘掉吧。

听说军甫很早就从政，而我从政一年，因父亲生病，就弃政从教，到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书去了。之后辗转至湖北的一所大学，博士毕业后再辗转至北京，直到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任教，一晃就是二十多年。我再见到军甫先生，是他在信阳市常务副市长任上。我们共同的老同学、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陈伟琳教授牵头，另有老同学、信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潮先生作陪，军甫请大家欢聚。彼时的弱冠少年，现在都成了身体略微发胖、头发也不那么浓密的中年人。数十年岁月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从我们之间流过，大家的感叹自然难免。军甫事业成功，同学们有目共睹，所以那次在信阳见到三位老同学，心中的高兴自然相当饱满。

军甫先生后来从信阳调至郑州，再因工作需要调回他的老家驻马店，对他的变动我一直耳闻一二，总是默默为他祝福。但我真不知道军甫一直在创作诗歌，直到前些时在沈阳接到他的电话，才知道他的写作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军甫嘱我写序，我不免惭愧。一是他也是科班出身，从书后那篇《余味说》来看，他的古典文学修养应该在我之上。二是我们是同窗好友，如果说作序，我根本不够资格。好在中国自古以来同学、同乡之间有相互唱酬的传统，我这篇很粗浅的小文，权当是为老同学这部诗集的出版助兴罢了。

这部诗集分为四卷，内容与中国古代为官从政诗人创作的诗词题材接近，也映照着作者这几十年来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他是把现实中无法表述的心迹，以诗词的形式来寄托，暗寓自己的情怀。在近代以来的文学分工开始之前，中国最著名的诗人都是为官从政的那些文人，唐诗宋词即为典型例证。这些人饱读经书，阅历丰富，又因做官游历过许多山水，而且洞悉人情世故，所以他们的作品既有很高的审美情趣和文化素养，也深刻表现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许多不朽的诗篇都带有这种历史痕迹。卷二中的《落叶》是写在经历了很多人生苦痛之后，对自然对生命都有了更为深透的体悟。《兰花咏》情趣独特，视角新颖，语句十分隽永而缠绵，显示出作者内心丰富的感受，也表现出他感物心知的敏锐。我个人比较偏爱卷一中的《秋思》这首诗，这是一个人走过曲折坎坷的历程之后，在人生悲欢中表现出的豁达。在我看来，这种情绪有普遍意义。人到中年之后，人生都会走向一个更高的境界，开始拥有比年轻时更为宽广的视野。不过，作者在表达这一情绪的时候，格调是内敛的、含蓄的，正因如此，诗作才有如此饱满的内在张力。《晨读》的意境十分清新，是一种坐忘山林的姿态，天地与人融为一体，彼此不分。这大概有一种古人的境界和妙趣吧。

诗人对诗歌创作有自己独到的体悟，《余味说》这篇文章算是他个人的诗观和见解。文章写道：“一曰余味之求。余味者，留下来的耐人回想的味道。对写诗来说，这应该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和追求。”又说：“《文心雕龙》中说‘深文隐蔚，余味曲包’，意思是说，深刻的文辞含蓄而多彩，言外的余味曲折地包含着。诗有余味，应该如此。我是一个爱诗写诗而不求甚解的人，写诗仅仅是一种情趣爱好，赏诗的水平也很有限，但是对‘余味’之说，我很赞赏，也把它作为自己习作的一种追求。虽不能有绕梁之音，但总不能一览无余。特别是旧体诗，版块小、空间小，受体裁和篇幅限制，要想表达丰富的内涵、幽深的意境，只有靠余味来弥补了。余在哪里？当然是藏在字里行间，隐在诗的背后，余在感悟之中。诗也好，词也罢，一字一句所表达的都有更深的内涵。我们能看到的是诗的外形，而诗的灵魂和意境总是在形之外、象之后，是那种隐隐约约、亦真亦幻的境界，此种境界是要靠生活积累和文学修养来感悟的。这里我必须坦率地说，余味仅仅是我习作的追求，而实际上是有望而未能及，诗稿中有余味者如能十之有一，也算无愧余味之求了。”看得出来，他对旧体诗词的创作有一套完整成熟的主张，不需要我再评点论析。但我最后想说，军甫先生是一个具有很高文学修养，对人生、历史有自己独特见解，而且在诗歌创作上有很高造诣的作者。他诗风深沉含蓄，格调简洁高迈，语言极为讲究，当然也不乏从政的情怀。如果从地方志、史书的角度看，这部诗集有很大的保存价值，因为它真实记录了作者对涉足之处的历史地理、文化气候、制度习俗等最直接的感受。这部诗集的意义，实际已超越了个人，而变成历史生活的一部分了。

在这部诗集即将问世之际，谨以老同学的名义对它表示祝贺。 （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