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花程元章

□程 扬

在上蔡，若问程元章是谁，耆老未必全知，但一提程探花，知道的人就很多，而且还能口诵他两三个典故。探花，就是科举时代的一种称号，殿试考取一甲（第一等）第三名的人。按现在来说算个文凭，但在古代就是功名。明清两朝，上蔡县辖域内，莫说第一甲，就是中进士也是屈指可数：明朝十六位，清朝七位。自隋唐到清末，开科取士一千多年，上蔡县荣登三鼎甲（状元、榜眼、探花）者，唯独程元章一位，可谓千年一探花。正因为此，上蔡人至今仍叫他程探花，而他最重要的身份：浙江总督兼巡抚、漕运总督、殿试阅卷官等，却鲜有人知。

程元章，字冠文，号坦斋先生，生于康熙二十二(1683)年，卒于乾隆三十二（1767）年，享年八十四岁。他唯一留存下来的《溯洛堂诗文集》，其中有“只许瘦来不许肥”的咏竹句，正反映的是他“安贫乐道，清节自守”品性。

在康熙辛丑科录用的同榜进士中，程元章的宦迹是拔了头筹的，为职位最高、政绩也最为卓著的。当科的状元邓种岳是以康熙帝“文章平平，字压天下”御批钦点为第一的。邓一生做的是京官，最高时做过詹事府少詹事（从三品），其实不过是御用写字匠。榜眼吴文焕官到湖广道监察御史（三品）而止。其他进士，做知县、同知者多，做到知府者少。很显然，这榜进士所能崭露头角者，唯有程元章。

明清两朝五百五十年，上蔡人中论起官阶，程元章也是唯一做到封疆大吏的，而且政声卓异：蒙两代皇帝数次御批奖谕，有“上（雍正）以为可大用”、“上（雍正）以为得大臣体”、“上（乾隆）以为元章遇事有定识”，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朝臣之一。当然，在上蔡县历史上，程元章官阶没有李斯、翟方进、吴公高，功绩比不过李斯，在为官清白方面却高了翟方进一筹，若论起知进退、做完人，当与吴公不相伯仲。

《上蔡县志·程元章传》述他“天性恬淡，虽跻华腴，仰被三朝知遇之恩，至优极渥，而退老林泉，恂恂如书生。”恂恂叠用，表示恭敬谨慎，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不忘初心，依然书生模样，正是古代为官者理想的结局。

程元章逝世距今二百五十年。他的坟墓，如今依然在，位于上蔡城西、蟾虎寺北、绳李村前的庄稼地里。老百姓称作“探花坟”，不过三尺黄土包，连县级文化遗产也不够。联想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也许普遍认为，当官有钱是当然。其实，当官没钱的并不在少数，至少在雍正时期不少。

学达性天

程家内庭中堂轴子上方，悬挂着康熙皇帝赐予程家先祖洛国公的“学达性天”匾额，后来又在门楹上悬挂着乾隆皇帝亲赐的“颐和洛社”匾额，是为程门士家的标志。

所谓“学达性天”，通俗地说就是，学问到了一定程度，可通达天道。通达天道的人，做任何事儿都符合天理人性，都会得心应手。

康熙二十五年，正是程元章幼年，上蔡县令杨廷望浚河渠，筑堤岸，建学宫，修书院。康熙二十九年，皇帝又亲赴曲阜拜孔，种种说明天下文治已现，正是读书人丕振家声时。程元章的祖父鸿猷遂以贡生自请为郾城学博。程元章的未来，正有着光荣而神圣的事业，那就是“学而优则仕”，为生民立命，为世道开太平。

程元章天分聪慧，六岁读书，凡有所学，一遍即熟，且写字工整，为同学者远不能及，从而骄生傲气，似乎是问啥啥懂。祖父不动声色，借机煞煞他的兴头。程元章十五岁参加童生考试时，学业远不及他的两个同学中了榜，他却铩羽而归，讯及考官情由，竟笑说卷中字有墨涂。

程元章打砸土地庙的民间传说，大约就是他气愤不平的时候干的。往常，程元章看见信男信女跪在土地神庙里磕头烧香，但这些人依然未能改变破衣烂鞋、两餐不继的命运，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以骇人之举，掀翻供桌、扳倒泥像，成了污点少年。过了一段时间，人们见程元章并未灾祸及身，认为土地神自身难保，也不再烧香磕头，上蔡城里土地庙从此坍塌。后来人又说程元章为破除迷信之举。

但父亲借此施行挫折教育，关了他禁闭，给他送了一摞子佛道经书，过两天要他讲解一段，满意了才给饭吃，不满意就让他饿着肚子继续读书。到了春耕时节，父亲分给他两垧秫秫地，让他自劳自食，并定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家规。程元章从此“余力学文”，犁耧锄耙、割麦扬场，样样熟了。

过了两年，鸿猷公任满休仕，领着元章游历江南，拜谒道观、庙宇、馆阁、医家，并以“习医，不必为医，为远病苦，亦修身也。学卜，不必为卜，为远祸运，亦修身也。学兵，不必为兵，为知用世，亦修身也。所谓天地同一心，万物皆一理，人世凡一道也。学海无涯，人外有人，哪儿有一学就会的道理。然道不外人，理不外事，学理为做事，学道为做人”予以启导。

游学两年归，再去应考，程元章连过县、府、院，三试皆为第一，录为庠生，俗称一等秀才。

中了秀才，二十岁的程元章要赶赴乡试时，鸿猷公以他“年轻易躁”、“心性还未磨砺，人事尚须涵养”，不宜过早进入官场为训，开导他多读史籍、雅集及诸子百家，并令他习读《黄帝内经》《孙吴兵书》《卜筮占算》《治水法则》《天工开物》《营造法式》等，但能“会知一千古今人，通晓一万今古事”，再去赴考。

程元章继续游学、会文、修道，拜谒了许多学富五车的宿儒通才、大道高僧，并到江南七八个名流荟萃的书院见习学业，并与同好们游历了江河山川，寻访古人遗迹。

程元章游学归来，不忘农耕，只在闲暇时揣摩《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及理学、心学论著，遂以豁然开朗，古仰杨伯起，近追王阳明，道养性心，清节内敛。直到他三十四岁，祖父终于看到孙子沉稳有静气了，许他放心赴考。

程元章三十四岁一举得中举人，三十八岁又一举高中探花。

以道事君

程元章生而天资伟亮，器宇凝远，就是高大俊朗，气定神凝有远识，正与古代入仕的“身、言、书、判”相合。程元章初为翰林院编修，得为皇帝垂询，所奏均称圣意。程元章就吏治革新事，以为重在得人，得人宜在同志、同心、同气、同声四类中，雍正皇帝以为程元章“可大任”，初登大位便命他先后典试四川乡试、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两次都有好评。回京后，雍正留为御前署日讲起居注官，兼充治河方略馆纂修官。这些陪王伴驾的差事，都在他的德才谋断中明晰起来。

雍正四年，程元章提督福建学政，一次乡试遴选，就拔出乾隆朝的翰林院侍讲学士的林春枝和五部尚书蔡新两位庙堂之臣，为后世学官激赏。尤其是蔡新，于乾隆元年登进士第，历任工刑礼吏兵五部尚书，加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尚书房总师傅、太子太师，并于乾隆四十七年任《四库全书》总裁。乾隆帝以兄视之，嘉庆帝以师礼之，在乾隆朝中后期风云极盛，也是唯一令和珅忌惮的汉官，连乾隆皇帝也与和珅说过多次“（可能是尴尬事）切勿给蔡福建口实”的话，并警告他别惹蔡老头儿——后人把前半句移植进《铁齿铜牙纪晓岚》，后半句编排到《宰相刘罗锅》。据说，蔡新曾两度到上蔡祭祀探花墓，躺卧程元章墓前小憩，与先生梦洽。

程元章先升翰林院侍讲，转为侍读，就是皇帝的政治辅导员兼备用顾问。皇帝与他剖析历代皇朝变革事，程元章以《史记》《资治通鉴》为例，“剖析人物事略，皆合情理形势”，述评经济“简而能周其事”，全无前人牙慧。雍正皇帝赞之“有古风节”，再转升侍读学士、詹事府詹事（正三品）等。

雍正七年秋，实授浙江布政司使的程元章，初上任就遇到浙江救荒急务，正管的蔡巡抚又请假殓葬亲人去了。救灾如救火。全浙江濒临饥荒，稍迟就会出乱子。他以干系自担请命总督后，边开仓放粮赈济，边奏报朝廷以阐明心迹。程元章获御批“得大臣体”，极蒙奖谕。

雍正八年，程元章转升安徽巡抚，莅任后就奏裁芜湖、凤阳两关陋规（盐粮税银解递旧例），又得皇帝朱批奖谕：“屡次奏折，俱见忠悃。”奖谕有加，从而在全国推行财政预算制度方面发挥了拾遗补阙作用。所谓屡次，包括浙江布政司使任上。甫一上任，他就能理出轻重缓急，显示出卓越的理政判事能力。

雍正十年七月底，程元章升浙江总督兼职巡抚，并管两浙盐政事务。方面大吏三署院事一把攥，且托于汉人，为大清朝首例。程元章接的其实是李卫、蔡化舢、王国栋三任巡抚留下的烂摊子，即“署内三院事多庞杂，案积如山”。电视剧《李卫当官》中的李卫非其原状，官是捐的，却为正经士人。施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等新政，他很干练，治匪乱也是硬手，但吏治粗疏、政纪不肃是他弱项。同为革新大员的田文镜评他“驭吏稍疏，又好嬉游”，连雍正皇帝也承认李卫“吝勤不细”。李卫于雍正七年三月调升京官，其继任者蔡化舢任期、王国栋俱因庞杂不能治而解任。程元章任劳任怨为前三任擦屁股，实行“白加黑”工作法，累得身心憔悴，干了两年多，实在吃不消了，便拣着职级最高的总督恳辞。

巡抚是从二品，总督是正二品，弃大留小，官场人没这么干的，程元章做了。这，活脱脱的“孔融让梨”大人版。皇帝把实职的浙江总督并给福建总督兼着，保留着程元章总督衔不变，令他专管浙江巡抚和两浙盐政事务。不幸的是，浙江先旱后涝，四年五灾，就连雍正皇帝也多次“甚为汝忧”。但程元章从容应对，一境之内，并无饿死流离者，终于吏安其职、民安其业、秩序井然了，却遇到“老王晏驾、小王登极”的际遇。

治水是千年命题，也是难题。自古以来，凡有国家情怀的人，都会把水利工程作为要务。今天的新生代已然少有水患概念，实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数十年治水的坚苦卓绝，真正实现了水利。浙江的海塘工程（包括当今天下奇观钱塘江大潮）是当时天字第一号的水利工程，也是千年来花钱不落好的事业。康熙末年，时任浙江巡抚朱轼以石代土，筑垒大海塘，疏泄水势，因财力不支，只做了五百丈停工，成了半拉子工程。后来历任巡抚治水，皆援例以土筑坝。无奈海潮过于凶悍，本地土质含沙又大，遇水即溃，治一次、垮一次。程元章少年即读过《水经注》《天工开物》等书，又“充治河方略馆纂修官”，遂以朱轼治水例奏议开工，初奏不准，再奏得旨“可”，然因工程浩繁，治了一春一秋，乾隆以为拖延，哪里知道慢工出细活的道理，竟责以慢惰，诏以回京述职，晾了起来。其“潜邸旧臣”嵇曾筠补任，仍拟程元章奏议所请，却在预算外另加奏批百万两银，依然慢工细活才完工。

乾隆二年二月，皇帝“认识”到，程元章“遇事有定识”，补授漕运总督，然半年即改由满人官吏补熙接任，另安置程元章“改署礼部侍郎，旋移职吏部侍郎，再调补吏部左侍郎、兵部侍郎”等，并先后充任丙辰科武殿试读卷官、丁巳科文殿试读卷官等，成了御前“机动公务员”。

罢职谜解

自古以来，史志编纂者多为“纯儒循吏”，为人作传亦以官阶为准，且叙人事功忌讳颇多，尤以清朝最甚。《程元章传》即缘于此，叙事零碎不全，遗多述少，且又起承转合不明，因果不能照应。

乾隆登极，偏重“根正苗红”的满蒙亲贵与潜邸旧臣。程元章的仕途就此壅塞，从此在礼、吏、兵三部的侍郎官阶上，做了六七年，便以“不能办理部务罢职”了。

程元章的罢职，溯源于一个条陈。乾隆皇帝晚年自诩“十全老人”，其实得益于前朝创下的红利，论器量不如康熙，论担当更不如雍正，却好大喜功，“臣当以颂”，尤其忌讳汉官“妄奏”，后世论他忮刻多疑。他在用人上，多用满人，轻用汉人，为清朝历代之最。

乾隆八年秋，乾隆下诏求直言。博学鸿词科考取一等的浙江才子杭世骏上“革除满汉界限”条陈，直劾“满汉轸域”、“内满外汉”、“满人才贤虽多，较之汉人，仅十之二三”、“天下巡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矣”，以纠正朝廷用人之偏。杭世骏因“怀私妄奏”，换来了“论以杀头之罪”。当时满汉大臣皆据理跪求。刑部尚书观保（满官）以杭世骏“狂生，为诸生时，放言高论久矣”，请求免其罪，却隐含荐举者不得力。最后杭得以“免罪解职”。

杭世骏先以“举子身”主持修纂《浙江通志》。程元章任浙江总督时发现他“数考不中”却才具超拔，先是荐举他做了福建乡试同考官，后又推荐他（还有另外十七位浙江学子）赴考博学鸿词科，中选为一等。观保为杭世骏求免，“好心”说“错话”。程元章只得自请其罪。皇帝虽无责怪之词，然忮刻在心。程元章时任吏部左侍郎，遂诏改为署理兵部侍郎。

史上最为人垢病的莫过于文字狱案。此类案历朝皆有，然以清朝为甚，清朝尤以乾隆最甚。六十年乾隆朝，仅文字狱案就有130多起，几乎占2200多年皇朝全部文字狱案的四分之三。由此政治衍变，一流汉人“避席畏闻文字狱”，二流汉人“著书都为稻粱谋”，三流汉人（落第举人秀才）为书办的局面。

杭世骏罢职前，有人奏陈“请于北五省开井灌田、一亩（凿）五井以备旱者”，竟得旨廷议。程元章“奏驳其非”，皇帝连说“程上蔡、程大人，果然有定识”，遂“是其议，而其事遂寢”。作传者不知是有意揭朝廷的短，恁多朝议弃之不理，竟以此列入传中。这也恰恰说明乾隆用人有“偏”——这，就是乾隆朝官场生态。

在满人入仕、杂流并进的朝廷，像“一亩凿五井”小儿科奏章并不鲜见。程元章一向“不颂不谏”，因为“颂则悖心，谏则无用，反自构祸”。杭世骏罢职后，程元章不耐烦做“幼教”了，遂生退隐之意，凡有不妥，回奏说，即如皇上以臣有定识，臣切以为不妥，恕臣切切不能奉旨，如是这般，不可则止，也不据理力争，也不说休仕、致仕、乞骸骨的话，趁着偶生微恙，借口干不了，你罢我职，我该归乡了。乾隆九年春，程元章遂以“不能办理部务罢职”，削其恩俸，又尽夺其年俸，就是连退休金也不给了。生病者得此“恩遇”，乾隆之为人刻，可见一斑。

圣宠不衰

乾隆十五年九月初，皇帝奉太后懿旨祭拜嵩山，也借机巡幸中州。依照礼制，凡官籍宦身有托故不见驾者，罪为不敬。于是阖省在籍官员，无论实职虚衔、休仕、致仕、罢职、丁忧的，近千人集于省北界丰乐镇接驾。乾隆皇帝令人打开銮舆轿帘，在一大群人中远远见了，先是遥指说：“程元章来了。”驻跸于百泉镇的皇帝，其他不予理会，单独召见程元章，并赐同筵宴，赏还侍郎薪俸。程元章陪侍着拜嵩山，祭二程祠，驻跸开封，并巡游到了嵖岈山，又北返出境，侍驾两旬，交谈甚洽：比之朝廷君臣之分来，此时俨然师徒之谊。这就是程元章趁着圣宠不衰、及时抽身的好处。程元章为官时，他祖父鸿猷、父亲和母亲、妻子皆有封赠。这次接驾，他的长子有容、次子有为亦得恩荫，皆赐同二品爵禄。这些都是援例，不是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概念。

乾隆二十六年，恭贺崇庆皇太后七旬万寿诞辰，也是非去不可的差事。程元章由家乡出发到京城，途中偶感风寒，误了时辰。乾隆皇帝生怕程元章年纪老迈，承受不住，钦命御医连续四次诊脉赐药，知道病好转了，御笔亲书“颐和洛社”四大字，并御用文房四宝、玉如意赐予程元章以示恩宠。程元章抱着“颐和洛社”，一路恭谨，直到上蔡县迎恩门下车，郑重其事地捧着归家。当时，观者如潮，前后簇拥，羡慕不已，都说皇上宠荣老臣，恩典厚重，也是上蔡荣光。一纸恩赐，的确是隆恩浩荡，其实也是最便宜的恩宠。程元章之所以郑重其事，不仅符合“礼”的要求，还有关于“情势”的讲究。

终清一朝，即如名臣魏裔介提醒顺治帝“督抚重臣宜慎选择，不宜专用辽左旧人”，以致“上下之情未通，满汉之气中淤”。但直到康熙、雍正两朝，满汉“中淤”并未见好转，到了乾隆更为恶化。乾隆朝，以张廷玉为领袖的汉官、以鄂尔泰为代表的满官，“常不能相让”。乾隆皇帝容认其“党争”不断，自己居中调停，玩弄平衡术，以利皇权中枢在握。但对汉官，乾隆从来是戴了有色眼镜俯视，其实“偏恩满人”。程元章赋闲在家，朝中却有他诸多同僚旧友、门生故吏等，任何负面消息传到朝廷，只会加重皇帝先设“意见”，对汉官、对国家都不利，也对程门无益。程元章的感恩戴德，不是炫耀，而是少给皇帝忌汉轻汉以口实。

为民可功

《七品芝麻官》的故事发生在明朝嘉靖年间，其中“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唱词，纯是外行话。红薯亦名为甘薯，本为非洲土产，在明朝万历二十年后引进中国，初在南方田坎沟畔山根栽植，范围颇小，产量仅有四五百斤，到了晚清民国三千斤产量，经历了三百多年优选历程。至康熙中期，红薯大面积引入河南，却因为北方冬寒结冰，薯种储存不得其法，来年仍须往返南方求种，小农户折腾不起，大户人家懒得折腾。

封建王朝时代灾害频仍，温饱事大过天。有了红薯这种作物，即便其枝蔓叶梗也是食物，总比树皮、谷糠、秫秫窠子好吃得多，明显可减少史不绝书的大饥馑“人相食”现象。

稗史野记有官府数十年反复推广栽种红薯的诏谕。

乾隆五年，汝宁知府宋名立令汝州民众觅种教艺，就是引来甘薯茎蔓栽种，亩产可达千斤，致以“人获其利，种者颇多”。乾隆十五年秋、十六年十月，有河南巡抚陈宏谋运种试栽的记载。直到乾隆五十年，因为有乾隆四十七年的特大洪水灾害，河南巡抚毕沅依然在奉旨推广红薯栽种。可见红薯要做到连年持续栽培，远远超出当代人想象。

乾隆十五年冬，河南省奉旨推广开办了各级官吏参加的红薯栽种培训班。据说，乾隆皇帝曾视为自己巡幸河南的宠恩，算是当年的惠民工程之一。有人说是出于程元章侍驾的面奏。或者皇帝问及程元章赋闲在家做什么，得到栽种红薯或者红薯栽种如何好的问答后，皇帝方才知道红薯推广兹事体大。有人说是程元章奉旨推广红薯栽种，乾隆皇帝还拨给银两若干。笔者认为，程元章已然休仕，不会不识趣，显然难以采信。不管如何，程元章身为乡宦，站位与民维生，积极参与其中，破了“官不下田”的规矩。据说，当时上蔡县是率先试种红薯的五个中原县之一，而且是推广最好的县之一，其中应有程元章一分功助。

程元章晚年发挥余热栽种红薯，与儒家不言功利的宗旨不合，志传因此讳而不言。他归家后闭门读书，作诗写字绘画，尤其是书法在晚年入了神品。还有来请教学问者，程元章以他扶掖后人的秉性，“延请家中讲论不倦”。其实说白了，就是黉学书生把程家当作课外补习班了，当然是免费，外带赔上茶水点心，还对穷书生另有馈助。这才正是他该做的事儿。

其实程元章晚年读书，读的多是农书，比如徐光启的《农书草稿》《农遗杂疏》《甘薯疏》及由陈子龙增删成书的《农政全书》。据上蔡故老所述，程元章归家种红薯是有故事的。因为有过浙江、安徽两省的人望，他数次出资遣人赴江南购买红薯藤蔓。一听说前任程大人所求，竟拒绝收取银两，并连续数年计有五六十条蛮音人驾船来蔡，一是运载薯种，二是看望老抚台，并有人留下教种红薯，做了免费的培训师。程元章也亲力亲为，研判栽种、选种、冬储、育苗并增产之法。因薯种难以冬储，先在不同季节栽培，先是春分、立夏，再到小满。沿袭到今天的定式，芒种节气栽种，在北方就叫“麦茬红薯”，过了霜降收获，以便冬储。储存红薯的办法，先是放在室内覆盖草苫子，再是挖窖，后来定型的八尺土窖储藏，也归他所创。上蔡后来普遍种的紫皮红薯及追施草木灰增产之法，以及夏至、秋分翻红薯秧子，都是由他厘定的栽种模式。

家学渊源

程元章又是陪王伴驾，又是巡抚、总督，干了一圈儿回来，依然故我，没添房屋，也没购置田产，带了两车书籍和两箱文房用具。时评他“计服官二十余年，清节著闻，田宅无所增益”。但他父亲却嗔怪他“带恁多东西，恐累物议”。遂以“千里跋涉之物，恐有虫鼠”为名，尽数公开检视，满地铺展，并无珍异之物。

程元章初任福建学政省亲时，他祖父与父亲说了一番话，大意是：不能仅仅做到两袖清风，还要有所作为。目前，是把端正士风作为急务，尤其在奖拔优秀、淘汰庸劣上多加留意。千万别混淆了贤与不贤，免得天下学臣耻笑咱不识人才。

古代人的社会地位，并非仅凭官价，更不在金银成山，最重要的是他家有读书人，且又藏书丰富，哪怕没做过一天官，在世人眼里也是大人物，自然礼敬有加。千年以降，程姓最为著称的是，因袭着“耕读传家”的令绪（祖训），无论时局多乱，生计多艰，牛马田宅可弃，书箧典册不弃。这，才是传家宝。

《上蔡县志》民国版《程元章传》：“先世登封人，为伊川洛国公裔，六世祖庠生尚智公，明季避流寇之乱，迁居上蔡，遂家也。”还有《程尚智》：“先贤伊川洛国公十九代孙，世居登封分水岭，以祀生，入登封邑庠。明季避李季玉之乱，徙居上蔡。忠孝传家，慈祥济世，绍伊洛之令绪，培宗姓于休祥……”

洛国公，宋朝人，姓程，名颐，字正叔，号伊川先生，北宋五子之一，与胞兄程颢（豫国公）并肩开创洛学，世称二程。程颐在宋朝时谥赠伯爵，元朝赠封洛国公，明朝复封为公，清朝进为贤、为大儒、为哲人、为学宗。

二程少小得父母启蒙熏陶，受教濂溪先生（周敦颐号）门下六年后，遂以培养圣君贤臣为课题，以儒学为主干，萃取释道精神，发掘天人精微，穷究心性义理，遂以贯通圆融，自成体系，时称洛学，由此驱动往圣之学薪火相传，成为发展了的孔孟之道，亦名新儒学。经程门四子之杨时慧命相续，再到罗从亭、李侗，四传到朱熹，以洛学为宗（主要吸收程颐学说），吸收张载、邵雍学说，综罗百代，尽其精微，集其大成，形成了更加完善的思想道德体系，世称程朱理学，简称理学。自南宋理宗始，成为其后六百余年王道政治教科书，衍化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明清两朝极重理学，并以此作为科举取士标准答案，成了儒学基本课程，乡俚村俗亦摘其要者作为是非标准，就像空气一样传播，可谓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自宋至清，程门志业读书人，以追求圣贤为目标。终明一朝，共计22800余进士，除明洪武首届进士榜无程姓，直到崇祯十六年，程姓榜榜有名，累计127位进士；清朝进士登科26849人，程姓上榜182人。其中，伊洛二程胤胄稳居半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两代五百多年，惩办大小贪腐狱案千余起，而程姓三百余进士为官，并举人监生大挑入仕者，并无一人陷入污淖。所以有“史笔不记程门秽，戏词不讼程姓恶，坊厢不谤程家非”的说法。

自清朝顺治七年始，直到光绪初年，上蔡程姓人口虽少，却辈辈中举人，家家出秀才，与永宁（今河南洛宁）同宗遥相争辉，誉为“忠”字号程家。上蔡有耆老评说，程姓培基善根在骨子里、固养天良在血脉中，为人不说歪嘴话，为官不做弯心事，为商不谋失德利。程姓一族，虽然随着人口众多，啥人也都会有，但凡是读书读到精致时，依然是大有祖风，同一品流，也是“渊源有自来矣”。

清末世风浇薄、伦理败坏，但上蔡程姓在百年变局中，仍葆有一条底线：“不言世人垢病语，不为子孙羞口事。”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八年，上蔡程姓两万余人，并无一人触动刑律者。有述说，洛宁、太康两县同宗亦如此。三县程姓虽不能以偏概全，然亦能窥其大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