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亮
星光点点,虫鸣声声。又一个夜晚如约而至,小镇医院大门上方的“十字”灯箱亮了起来。十几年前,二十多岁的我在这里值夜班。
小镇的夜很静,有病人就诊但不会特别多。内科大夫会稍稍忙碌些,时而有发热小儿需要他们处理。而我们手术室的夜班比较清闲,通常一夜无事,当然,也会偶有急诊。
“突突突突……”当农用三轮车喘着粗气闯进医院时,不等病人被抬下车,有经验的医生护士就会迅速赶到抢救室,准备好洗胃机、氧气瓶等。这样的情况,多半是有人服用农药自杀或酒精中毒了。在带班老院长的指挥下,所有值夜班的人员都要参与抢救。
“疼啊,疼——”当待产室里传出这样的呼喊声时,就有做剖宫产的可能性。夜间手术,最能检验团队合作的默契程度。通常,我先为产妇麻醉,然后由妇产科医生主刀,老院长担任助手,护士为新生儿处理脐带,内科医生和药房人员准备等手术后帮忙抬担架。在大家的团结协作下,产妇转危为安,新生儿也用那“呜哇呜哇”的啼哭声划破宁静的夜。做完手术的老院长取下口罩和帽子,擦擦额头上的汗,眉眼间尽是幸福的笑……
值夜班最害怕的事情不是急诊,而是停电。停电时,在老院长的安排下,我踩着梯子把矿灯放在医院大门的“十字”灯箱上面。充电矿灯一般能使用四五个小时,到了半夜如果还不来电,我会把另一盏矿灯换上。在更换之前,老院长是不允许我睡觉的。他不止一次地说:“门口放上灯,是让得了急病的人知道:停了电,医院照样有人值夜班。要不然,来看病的人就会心慌!”
在那些鲜有急诊手术的夜班里,我更多是在学习执业医师考试的内容,从夜幕降临到繁星点点,从月上柳梢到月影西沉。功夫不负有心人,参加工作不久,我便通过了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并顺利注册麻醉专业。记得那个值夜班的冬夜,老院长把我叫到总值班室,拿出了我梦寐已求的红色小本子。他试探性地问:“小余,听说你想变更执业地点,看样子这就要走了?”我沉默不语,因为心事已被说中。老院长叹了口气说:“咱们这里手术太少,让你留在这儿对你也不公平。你啥时候需要变更执业地点,我啥时候给你盖章……”
不久,我带着些许留恋、些许愧疚离开了小镇医院。我离开时,老院长已近花甲之年。退休后的他被返聘到医院门诊部坐诊。有一次回小镇办事,我特意来到他的诊室里,静静地端详着他,依然是清瘦的面庞,依然是那副老花镜,依然是他习惯用的蘸水钢笔,不过他的手已有些微颤抖。
“院长,您身体还好吧?”我依然习惯这样称呼他。
“还行吧,就是老了!你瞧,领导们都不让我值夜班了。”老院长说。
“您还惦记着值夜班呢!多辛苦啊!况且夜里病人也不多……”我说。
“我听说有些规模较小的医院把夜班取消了,就对领导说:‘要不是因为有非来不可的紧急病情,谁会在夜里进医院?所以,咱们就得值守在这儿,等着给人看病……’你说对不?”老院长有些激动地说。我点点头,眼睛热热的。
只是,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聊天。
几年后的一个秋夜,我接到朋友的电话,他告诉我老院长走了。第二天一早,我便赶到小镇医院。不大的医院里挤满了送行的人们,除了亲友外,更多的是周围村庄里的老年人。老院长在这里行医四十多年。我相信:在那个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年代,这位没有学位头衔、没有高级职称的医者,一定用他实用的医术和悲悯的情怀温暖过小镇及周边的许多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