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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话语权比“生理假”更重要
□李劭强
上海市人大代表卢羿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出了女性职工增设“生理假”的建议。日前，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答复卢羿的建议时称，考虑到增设“生理假”缺乏上位法依据，以及会造成用人单位降低雇用女职工的意愿，从而增加女性就业的难度，对于该代表的建议“留作参考”，暂不考虑出台“生理假”。（《新闻晨报》
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得出的结论就不一样。在人大代表卢羿看来，“生理假”的出台势在必行：《2015年中国女性生理健康白皮书》报告显示，有接近80%的女性在生理周期内伴有不同程度的症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职业妇女集中且劳动强度较高地区的抽样调查显示，85%以上的女性认为经期较严重影响了她们的工作和生活。再说，很多地方已经出台了“生理假”，上海显然不能甘拜下风。
可在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看来，“生理假”的出台不仅缺少法理依据，而且还可能好心办坏事——一旦用人单位觉得“生理假”增加了用工成本，给管理添了麻烦，就可能少聘用或干脆不聘用女性，最终使女性权利受到更大损害。显然，监管部门的眼光看得更长远，这种看起来“冷漠”的态度隐藏着务实思维。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是讨论公共问题的常见现象。有分歧也不是什么坏事，达成共识本来就需要经过充分表达和讨论。
在“生理假”的讨论中，最应该赋予话语权的是女性职工。生理周期会对生活、工作产生怎样的影响，出台“生理假”的必要性有多大，她们最有发言权。如果不给她们发言的机会，讨论就会变成一种“外部的关怀”。同时，不论“生理假”是否出台，女性职工都应该有权利、有能力维护正当权益，不必因为各种担心和顾忌而说不出自己的要求。比较而言，话语权比“生理假”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