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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决胜于谈判桌上
——记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秘书长柴成文将军
□晚报记者 郑 刚 石新宇/文 首席摄影记者 王建成/图
柴洼村位于遂平县城西约5公里处，和周围的村庄没有什么两样，1915年，柴成文就出生在这里。如今，柴成文哥哥的后代还在村里居住。j近日，记者到这个村采访，见到了柴成文哥哥的孙子柴新洲。他说，解放前他们家比较富裕。柴成文共有兄弟三人，老大叫柴冠武，就是他的爷爷。老二叫柴军武，就是柴成文，成文这个名字是解放后一位中央领导给起的。老三叫柴卓武，现在生活在台湾。
一些媒体曾报道过柴成文的事迹，但没有提及他的家人。让记者欣喜的是，柴新洲说，柴成文的长子柴全兴和柴全兴的次子柴亚明就生活在遂平县城。于是，记者来到遂平县城找到了柴全兴的家。客厅的墙上悬挂着柴成文将军晚年照的大彩照，将军神采奕奕，着军装，戴眼镜，面露微笑，眉宇间透着英武之气。柴全兴今年79岁，身材和长相都与将军十分相像。随着柴全兴和柴亚明的讲述，柴成文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浮现在记者面前。
柴成文将军晚年照
柴成文将军传 柴成文原名柴军武，1915年生，汉族，遂平县阳丰镇邢桥村柴洼村人，早年求学于遂平、汝南、开封、北平。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班长、副指导员、干事、指导员、副股长、参谋、股长、组长、科长、副秘书长、副处长、处长等职，先后参加反“扫荡”、上党、平汉、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渡江、解放大西南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秘书长、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委员、中国驻丹麦王国公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副部长、国防部外事局局长等职。
柴成文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2年离休，享受副兵团职待遇。离休后他担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副会长、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朝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曾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著有《抗美援朝纪实》（与赵勇田合著）、《板门店谈判》（与赵勇田合著）、《三大突破——顶住压力是够格的》（与黄政基、张常合著）等。2011年3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热血青年投身革命
少年时代的柴成文聪明伶俐，十分讨人喜爱。他先是在遂平县第一小学读书，1930年考入汝南省立第六中学，1933年到开封上高中。在开封学习期间，他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与几名共产党人成为好朋友。1936年，他考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学习俄语，不久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到遂平组织平津流亡同学抗日促进会，并创办油印小报《抗敌导报》。1937年10月初，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到达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2月后，他先后任抗大军事队第四期一大队六队八班班长、九队副指导员、一大队政治处青年干事、民先总队长。1939年春，他调任一大队二队指导员、抗大总校一大队政治处干部股副股长。抗大总校迁至冀察晋后，他任抗大总校政治部组织部干部股股长，后随校到达太行山。1941年11月，他调任十八集团军总部情报处参谋、情报股长。
闻听枪声识别敌情
柴亚明是个厚道、善良的中年人。他告诉记者，多年前他到北京看望爷爷柴成文时，爷爷对他讲了很多战争年代的故事。他印象最深的是，爷爷通过枪声能准确判断敌情。
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在陕北，有一次，他爷爷奉命带领三名战士护送一名首长通过敌战区。他们正在山谷中行走时，山那边突然枪声大作。三名战士都是刚参军不久，没打过几次仗，认为遇到了日军，所以很惊慌地护着首长躲到一块大石头后面。他爷爷一面提醒战士们不要慌，一面认真地听枪声。半分钟后，他爷爷说：“不是日军，是土匪。没问题，我们走。”几名战士不解，问他：“你怎么知道不是日军？”他说：“日军的枪是三八大盖，射击时发出的声音和我们听到的不一样。这一带有一股土匪，手枪、步枪、土枪都有，发出的声音比较杂，刚才的枪声就很杂。”几句话说得战士们佩服不已。
那一天，他们顺利地完成了护送首长的任务。事后证明，柴成文的判断完全正确，他们在山谷中听到的枪声，就是土匪发出的。
柴亚明说，战争年代，他爷爷长期做情报工作，养成了思考问题慎密、说话办事严谨的好习惯，若非有要求，开会时，他爷爷从不做记录，不留只字片纸。他爷爷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多次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的表扬。
柴成文的履历显示：1945年参加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后，他任晋冀鲁豫军区情报处副处长。1946年2月，跟随滕代远到北平，在军事调停处执行部工作，后历任保定执行小组中共上校组长、中共重庆代表团军事组上校参谋、军事调停处执行部科长。1947年5月，任晋冀鲁豫军区情报处处长，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又转战豫西。1948年10月郑州解放后，任郑州市军管会副秘书长。随后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时，随李先念、邓子恢留守开封。1949年5月，调任第二野战军情报处处长，随部队进军西南，参加解放云南、贵州、四川等战役。
坚决听从总理安排
柴全兴性格开朗，声音洪亮。退休后的他喜欢书法，他家的阳台上有一个专门用来练习书法的桌子，每天他都要练上一两个小时。他告诉记者，解放初期，周恩来总理打算派他父亲到西德从事外交工作，于是把他调到了北京。
柴成文到北京报到是1950年6月25日，当天朝鲜半岛爆发内战。6月30日，杜鲁门下令美军出兵朝鲜。同一天深夜，周总理接见了柴成文，同时在座的还有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中央军委情报部副部长刘志坚。周恩来告诉柴成文，因为朝鲜战争爆发了，中央考虑要尽快把驻朝使馆建起来，“聂老总建议派你去，伯承同志也觉得合适。你自已有什么意见？”虽然事先完全没料到自己会由去柏林改为去平壤，但共产党员应该服从组织分配，尤其是战火就要烧到边境，柴成文立即起身回答：“总理，我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坚决听从总理安排。”
周总理满意地点点头，示意柴成文坐下，然后对他说：“美国把侵略矛头指向了我们，我们必须做相应的准备。现在需要有人与金日成同志保持联络。但我国驻朝大使倪志亮同志还在武汉养病，所以，派你带几个懂军事的干部先到平壤去。”略作停顿，周总理从文件夹中抽出一份文件说：“总参的意见是你们以军事观察组的名义去朝鲜。我考虑还是以使馆人员的身份去好。这件事就这样定了。其他人员由志坚同志负责挑选，汉夫同志帮助做准备，争取尽早出发。”大家齐声说：“是。保证完成任务。”
柴成文他们只用几天时间就完成了赴朝的准备工作。除柴成文之外，最后确定一同去朝鲜的还有参赞倪蔚庭、薛宗华，一秘张恒业，武官朱光，副武官王大纲、刘向文，另有4名电台工作人员。因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还在武汉养病，柴成文任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
从此，柴成文的名字和朝鲜战争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的人生也更加传奇而精彩。
断定美军登陆仁川
记者采访柴成文将军的长子柴全兴（右）。
8日下午，柴成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作汇报。这时，朝鲜人民军正与美军在洛东江以南、以东地区对峙，战局已处于相持状态。美军在全力阻止人民军进攻的同时，加紧了对人民军后方交通线的空中封锁与破坏，并不断侦察与轰炸沿海港口。在谈到对战局发展趋势的判断时，柴成文特别指出，情报显示，美军已把在釜山地区作战的海军陆战部队调回日本，准备编组新的陆战师。
柴成文（右一）在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上，左一为彭德怀（资料图片）。
柴成文（中）在朝鲜（资料图片）。
“美军已在积极做反攻的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反攻就会开始，而且非常可能以在人民军侧后实施登陆而拉开反攻的帷幕。”柴成文说。聂老总问：“你们估计，敌人如果登陆，最可能的登陆地点是哪里？”柴成文说：“是仁川。仁川是汉城的大门，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至关重要。拿下仁川，敌人可直捣汉城，既可一举切断人民军的后方运输线，又可与洛东江防御圈内的部队呼应，对人民军主力造成前后夹击之势。据了解，最近一个时期，敌人小股部队在仁川沿海的月尾岛、德积岛等处活动频繁，似乎是在为以后作战创造条件。”聂老总点头表示赞同柴成文的判断。
待柴成文汇报完，聂老总将汇报材料拿过去，说要呈报毛主席。柴成文这才意识到自己这个材料是匆忙手写的，有些潦草，提出马上重新抄写一遍再上报。聂老总说不必重抄。当天，这份提纲就摆在毛主席的桌上。毛主席阅后当即批示，请周总理约柴成文具体一谈。当日深夜，周总理听取了柴成文关于战况的汇报。柴成文认为，现在人民军难以再进，又没有制空权、制海权，长期顶下去，十分不利。周总理问他：万一情况突然变化，如果需要我们出兵入朝作战，你看会遇到什么困难？由此可见，这时中央最高领导已预见朝鲜将面临持久作战，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时不久了。时隔一日，林彪找柴成文了解朝鲜的情况。林彪问：“如果战局逆转，我们不出兵，让他们上山打游击行不行？”
果然，9月15日拂晓，美军以海陆空7万兵力在仁川登陆，洛东江前线的美军也转入反攻。
柴亚明说，准确预测到美军将在仁川登陆，是他爷爷引以为豪的事情，但他爷爷很少对外讲这件事。谦虚、低调是他爷爷保持终身的品格。当时，预测到美军将在仁川登陆的还有其他人，有个人晚年自称是预测到的“第一人”，而且越说越神，最终被人看出破绽。他爷爷说过，这很没意思，其实，最先准确预测美军将在仁川登陆的是毛主席，只是他爷爷预测到的时候，不知道毛主席已经预测到了。
超级谈判以静制静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形势急转直下，朝鲜人民军被迫转入战略退却。1950年10月5日，经毛主席提议，彭德怀受命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10月19日，平壤陷落。同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中朝界河——鸭绿江，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在彭德怀和金日成之间，柴成文担任了联络官的角色，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齐心协力，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先后发动五次战役，给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以沉重打击，把“联合国军”和南韩李承晚的部队赶到了三八线以南。美国总统杜鲁门先是撤掉了“联合国军”总司令、大名鼎鼎的麦克阿瑟，后是被迫提出停战谈判。
停战谈判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最初的谈判地点是朝鲜开城附近的来凤庄，10月10日移至军事分界线附近的板门店。当时，板门店什么建筑也没有，只好以一些临时搭起的军用帐篷作为谈判会场。
中国和朝鲜一方的谈判代表团团长是李克农，秘书长是柴成文，乔冠华协助李克农工作。对外公布的名单，则是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朝鲜人民军司令部侦察局局长李相朝少将，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和柴成文等人，南日是首席代表。代表团分为前方、中间站和后方指挥三线。南日、解方、邓华、李相朝等人上场“肉搏”，乔冠华、柴成文负责联络，李克农负责把握大政方针，向毛主席、金日成、彭德怀等人汇报谈判进展情况。
美韩一方的代表为美国远东海军司令官特纳·乔埃中将、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奥尔林·勃克少将、美国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少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南韩第一军军团长白善烨少将，乔埃是美韩方的首席代表。
谈判第一天就闹了笑话。乔埃找茬说中朝一方坐的椅子是高脚的，他们坐的是矮脚的，要求更换。南日当即顶了回去：“椅子都是一样的。”
就在这时，美军的一名随员把“联合国军”的小旗子摆在了乔埃的面前。中朝一方缺少对外谈判经验，事先没有准备旗子。午饭后，大家一合计，由朝鲜联络官张春山跑到中朝代表团停车处，把车上插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旗子取了下来。
下午谈判刚开场，张春山又找了一个铜盘当底座，把旗子插了上去，一下子比美军的小旗子高出很多。美国人的气焰被压下去了。没想到，由此开始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比旗大战。
第二天，乔埃的随员在乔埃的面前放了更高的旗子。第三天，中朝方的旗子高度又把美方给压了下去。这种“升旗大战”，直到双方的旗子都顶到屋顶才罢休。
这一天，谈判出现了罕见的僵局，双方都在等待对方开口。沉默，沉默……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柴成文悄悄起身，走出会场，来到谈判大厅旁边的一座帐篷里找到李克农。李克农正坐在桌前沉思，一支接一支抽烟，茶杯里的水已喝干，和谈判桌上的气氛很相似。柴成文来到李克农身后，扶着椅背，在他耳边急促吐出三个字：怎么办﹖ 李克农一言不发，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了三个字：坐下去。 柴成文悄悄回到座位上，将攥在手心里的字条悄悄传给旁边的代表。这名代表看完后又传下去，短短几分钟，中朝谈判代表脸上的表情更加沉稳、笃定，他们一个个挺直腰板，稳稳地坐在那里，像一尊尊石像。
对方再也无法忍受这难堪、沉闷、压抑的沉默，马拉松式的耐心竞赛终于见了分晓，美方代表宣布：休会，退席。
柴成文看了一下手表，沉默整整持续了132分钟。这大概是谈判史上无言相对最长的时间纪录了。
美方谈判代表一回到住所，把公文包一扔，就叫出声来：“哎呀，上帝！我以为我麻木的双腿再也不会复活了。这该死的谈判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
第二天，按照李克农的安排，谈判创造了最短的纪录：25秒。双方代表刚落座，宣布开会之后，柴成文即代表中朝方宣布休会，再次让美韩方代表错愕不已。
停战谈判历时747天，两易会场，5次中断，共开58次双方代表团大会，733次各种小会。柴成文全程参与谈判。他和中朝一方谈判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发挥聪明才智，以高超的谈判技巧和雄辩的口才，与美韩方代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最终，美国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签署停战协定的是“联合国军”司令官、美国将军克拉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是美国历史上唯一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柴全兴告诉记者，停战谈判期间，一名中央首长看到他父亲写的一份材料后十分满意。当时他父亲叫柴军武。那名首长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军武，军武，现在谈判呢，武仗文打，还是叫成文吧。这些话传到他父亲耳朵里后，他父亲非常兴奋，就改名“成文”。
永葆共产党员本色
停战协定签订后，柴成文任停战委员会委员，先后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二级国旗勋章和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55年4月，继耿飚之后，他出任中国驻丹麦王国第二任特命全权公使。1956年5月，调任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副部长。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9年6月，任国防部外事局局长。同年10月，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副团长（乔冠华为团长）参加中苏谈判。1982年离休后，他担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副会长、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朝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
柴老在《板门店谈判》的序言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88年，73岁的柴老会见了一位热心发展中美关系的美国学者。当谈到抗美援朝这段历史时，那位学者主张把这段历史忘掉，意思是不要再翻这本账，免得伤和气。柴老知道他是好意，但认为他态度消极，就告诉他，历史靠“忘”是忘不掉的，“和气”也不是靠否定历史能求得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出发点。如果出发点是为了记仇、算账，就难以从历史中得出有益的经验，就会陷入历史的纠缠中难以解脱。如果出发点是为了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从中寻求深刻的教训，以教训为鉴，就会得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结论。他的话让那位学者心服口服。
柴亚明告诉记者，高中毕业后，他想当兵，到北京找过爷爷，希望爷爷帮忙。爷爷告诉他，一切靠自己，拉关系、钻空子、搞歪门斜道的人长不了。结果，爷爷没有替他说一句话。爷爷的司机带着他到八达岭玩了一天。回来后，爷爷对司机说：“汽油费不能报销，我来出。这是私事。”柴亚明后来在遂平县供销社参加了工作，现在是供销社的会计。他说，爷爷虽然没有帮他说话，但他很敬重爷爷。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反腐，贪官相继落马，爷爷的话应验了。
柴亚明还告诉记者，他爷爷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很好，自己能做的事情从来不麻烦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回乡探亲，他爷爷总会送一些礼物，但是，对于工作人员提出的违反原则的要求，他爷爷从不答应。他爷爷的司机不想复员，想转为志愿兵，希望他爷爷帮忙。他爷爷耐心地对司机说，这事得由组织上考虑，自己是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既要严格要求自己，又要严格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谁都不能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思想。柴亚明说，这看似无情的话，其实是爷爷党性强的表现。有一年他到北京，见到了曾任他爷爷秘书的一位同志。这位同志转业后就职于国务院某部门。这位同志对柴亚明说：“我在柴局长身边工作时，他很关心我，但我转业安排的事，柴局长没替我说半句话。不过，我仍然一如继往地尊敬他。为什么？就因为他正直善良、坚持原则。我们党的领导干部，要是都像柴局长那样就好了。”
1999年，柴老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当时他的哥哥柴冠武还健在，兄弟二人抱头痛哭。遂平县的领导去拜访他，对他说有什么需要解决的请提出来。柴老笑着表示感谢，但什么要求也没提。
柴老在北京将军林种过一棵树。他以96岁高龄辞世后，葬于那棵树下。
柴全兴退休前是遂平县供销社的职工。柴亚明是他的次子，他的长子柴亚起是解放军的师级军官。
柴老在北京还有一子一女。儿子柴北就职于铁路系统，已去世，留有一女现在国外读博士。女儿柴渝在解放军总部机关工作，现已退休，一直未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