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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9月15日，北京，李光耀和妻子柯玉芝参观恭王府。李光耀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访问。
1985年9月20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李光耀。
“他曾力挽狂澜，年仅36岁时便领导新加坡走向独立。在随后31年的新加坡总理生涯中，他又大刀阔斧，主导新加坡的转型，在其任内推动了开发裕廊工业园区、创立公积金制度、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教育改革等多项政策，成功使新加坡在30年内发展成为亚洲最富裕繁荣的国家之一，让新加坡的经济取得了西方式的成功。”《李光耀传》的作者凌翔在书中这样评价李光耀的成绩。
李光耀说，他最敬佩戴高乐的魄力、邓小平的务实和丘吉尔的勇气，其实他自己也具备这三种品格。他得到的各种评价里，实用主义可以说是最异口同声的一个词。具体到他对新加坡方方面面的设计，这种实用主义，简直样样都是从实用出发的拿来主义。
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但23个月后，由于新马紧张的政党关系及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爆发的种族骚乱，新加坡于1965年被迫独立。那时，新加坡是一个连饮用水都要由马来西亚提供的贫穷渔村。50年后的今天，新加坡已成为继伦敦、纽约和香港之后的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世界电子工业中心之一，全球第三大炼油国和全球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
李光耀晚年说：“要成功地转变一个社会，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坚强的领导;第二，高效的政府;第三，社会法纪。”
李光耀构建了一系列政治体系：缜密严格的公务员录用体系，为政府精选人才；“居者有其屋”的组屋政策稳定了民心，使曾经是东南亚最大的贫民窟之一的新加坡实现了八成以上居民住在政府组屋的创举；“轻福利”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让国民在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保障之余，不敢轻易松懈，避免全面福利体系伤害国家竞争力……
衬衫白
1959年，李光耀当选总理，他规定所有内阁成员，必须穿白色衬衫和白色长裤出席内阁会议。白色，寓意廉洁，象征朴素和正直。事实上，自他早年参加运动开始，每一次在公开场合亮相，他都是以白衬衫示人。对贪腐的不容忍，正是他把新加坡打造成“腐败绝缘体”的根本。
“如果要钱，不要参政。你一旦被钱收买，就卖出去你的命运。你的政治命运就完了，你就前功尽弃。”李光耀说。李光耀的家族很有钱，但从他的日常起居看不出奢华的迹象。另外，李光耀在60多年政治生涯中，没有丑闻。新加坡前议员李炯才回忆，有一次李光耀前往东南亚一个国家参加会议，会议主办方给他安排了几个照顾他的女性，李光耀回复对方：“这不是我要的。”
瓷饭碗
1980年，新加坡航空工会组织大罢工。李光耀在街头搭台，现身说法。同样是一件白衬衫的李光耀，虽然早年曾靠拉拢工会步入政坛，但此时的他已是花白头发，绝不允许工会组织罢工等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两个礼拜的损失，我们要用好几个月来弥补，我给你们两个选择，要么马上结束罢工，要么继续这样下去，但我绝对会用一切方法教训你们，让新加坡人民教训你们……治理新加坡的人，必须要有铁腕，否则就别玩了，这不是在玩扑克，而是关乎你我的生活，是我花一辈子建立起来的国家。”李光耀说。
李光耀在新加坡独立之初就很明确地说，新加坡没有资源，唯一的资源就是人民。“政府会给每个人一个瓷饭碗，但如果你自己打碎了这个饭碗，就只能自己负责了”。
规矩多
新加坡可能是全世界规矩最多的国家。上世纪90年代，有记者问李光耀，新加坡是不是全世界生活在最多规矩套子里的人。李光耀说，新加坡是靠法和教育发展起来的国家，“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现在所有的繁荣，经济上的发展，都是因为我们去干预相当私人的事情：你的邻居是谁，你怎样生活，你制造的噪音，你怎样吐痰，你在哪里吐痰……要是当时没有那样做，并且有效执行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们”。在李光耀晚年的一次演讲中，他再一次谈到秩序和法度：“就算我卧病在床，就算你们把我埋进坟墓里，如果我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劲，我也会从坟墓里爬出来。”
组屋是新加坡最常见的公共住房形式，由建屋发展局建造，向公民和永久居民出售，目前逾八成常住人口住在组屋区。组屋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保证所有老百姓买得起舒适住宅，但同时限定每户家庭最多只能拥有一套组屋。新加坡政府的第一个十年建屋计划是先建一室一厅的房子，面积为35平方米。这样的房子一般穷人都能买得起。第二个十年计划，开始建两室一厅，面积在50至53平方米之间。随后政府在满足“居者有其屋”的基础上，开始盖三室一厅、四室一厅、五室一厅的房子。1965年，购买由政府建造的组屋的人占23%，1976年达51%，到1983年时达77%，进入21世纪，新加坡92%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
1967年，新加坡政府通过《经济扩展奖励法案》，对政府批准的制造业公司实施低税收。1968年，设立“新加坡开发银行”和“裕廊工业区管理局”。裕廊工业区是亚洲最早成立的开发区之一，它走的是以吸引跨国公司投资为主的发展道路，其工业园区的成功建立使新加坡实现了快速工业化，且时至今日依然保持着发展活力。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开始形成以出口贸易和制造业为主的二元经济结构。新加坡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转口港，也是世界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之一。新加坡的经济，自此开始腾飞。
经过努力，新加坡在上世纪70年代奠定了国民经济的基础；90年代，世界经合组织宣布，新加坡从发展中国家升级为发达国家。新加坡人创造了“新加坡奇迹”。
李光耀与中国中新关系奠基者 高度评价习近平
李光耀重视并致力于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1976年以来，他在任内访华30余次，是任内访华次数最多的新加坡领导人。
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李光耀是罕有的能有机会与这些中国领导人会面的外国领导人。包括在1976年首次访问中国，李光耀共访华33次，分别于1976年、1978年、2002年、2004年、2011年会见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
2011年5月23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李光耀。习近平当时积极评价中新关系良好的发展势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李光耀与新中关系》特辑的献词中，形容李光耀为新中“紧密关系的奠基者”。
对于中国，李光耀还有着别样的情感。作为新加坡华人，李光耀浸润过儒家思想；数十次访华，为中新关系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对中国相当了解，也有精准判断。在《李光耀观天下》一书中，他专门谈到关于中国的三个论断。
“中国有自己的方式”是李光耀的第一个论断。他在书中说：“5000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只有中央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中央软弱则意味着混乱和动荡。每个中国人都理解这一点，这也是中国人的根本原则。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大国家，文化和历史都与西方不同，中国有自己的方式。”
李光耀的第二个论断是“中国将寻求与世界强盛国家平起平坐”。他写道，全球力量格局在发生改变。再过20到30年，中国将寻求与世界最强盛的那些国家平起平坐，中国希望成为世界最伟大的国家。
“习近平的大气让我印象深刻。他视野广阔，看待问题深刻透彻，但又丝毫不炫耀才识。他给人的感觉很庄重。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我进一步想到他曾经受的磨难与考验，1969年到陕西插队，一步步往上奋斗，从没有牢骚或怨言。我想，他应该属于纳尔逊·曼德拉级别的人物。”对习近平的评价成为李光耀关于中国的第三个论断。
2013年，李光耀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着重谈了他对中国崛起的前景的看法。李光耀说：“中国的最大优势不在于军事影响力，而在于经济影响力……它的影响力只会提升并超过美国。”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