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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栗晨曦 /文 侯 飞/图
韩景隆，又名胡凌云，平舆县西洋店镇后岗村人。1916出生，牺牲时仅31岁。
9月16日，记者冒雨采访了韩景隆的二儿子韩玉广。“父亲死得很惨，他的头被敌人割下来，挂在沈丘县城门很长时间，现在想起来我还心痛。父亲虽然是个文人，但他英勇果敢，为革命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他的一生虽短暂，但很有意义。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在平舆县西洋店镇后岗村，74岁的老人韩玉广回忆起父亲胡凌云，几度哽咽。
当天，韩玉广老人与记者一起，重温烈士韩景隆短暂而又壮丽的一生。
热血青年投身革命
韩景隆，1916年6月出生于平舆县西洋店镇后岗村一个地主家庭。他自幼天资聪颖，6岁时，外祖父将他送到新蔡县胡营村上学。1928年，他跟随外祖父的一位好友到安徽省界首市就读两年，14岁进入新蔡县立中学读书。
1932年，韩景隆以优异成绩考入汝南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汝南简易师范学校）。汝南县城历史悠久，文化发达，说书卖艺的较多。每到课余，总有同学拉景隆去看热闹，大都被他婉言谢绝。待同学走后，他就独自一人看书写字，阅读了很多古今中外名著。由于他勤奋好学，学习成绩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
汝南简易师范部分教员是地下党。他们经常利用讲坛向学生们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受此影响，韩景隆逐渐萌发了爱国主义思想。毕业那年，韩景隆接触了《共产党宣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刊物，思想有了很大进步。
1936年秋，韩景隆毕业，到西洋店镇付寨学校教书。在此期间，他除教育学生好好学习外，还经常给学生讲爱国小故事，秘密指导大龄学生阅读进步书籍。
当时，中共地下党员傅纯恒也在该校任教，秘密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他看出韩景隆是一位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便主动与他接近，常送给他一些进步读物，向他宣传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1937年春，经傅纯恒介绍，韩景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以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党的革命工作中。
组建近20个党支部
抗日战争爆发后，汝南“青年抗日救国团”兴起。韩景隆便与同乡、地下党员刘秉义（刘忠）组织起“青年抗日救国团西洋店分团”、“青年读书会”，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
他们还把许多青年积极分子介绍到竹沟及陕北抗大学习。这些青年学习结束后，有的参加了新四军奔赴抗日战场，有的回到当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
1938年，韩景隆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在党的领导下，大力开展农民运动。他白天教书，夜晚深入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他和地下党员胡亮联合几十个村庄，组织了以西洋店为中心的“联庄会”，形成了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
1938年至1940年，韩景隆先后担任西洋店区委书记、西洋店中心区委书记、汝新边区区委书记，长期活动在平舆县的西洋店、万金店，新蔡县的河坞、胡营，正阳县的岳城，汝南县的王岗等地。
他不顾夏热冬寒，奔走于各地召开会议、布置工作，常常累得两腿发肿。在他和刘秉义同志的领导下，汝新边区一带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党的力量不断壮大，组建了付寨、大陈庄、二郎庙、大周庄等近20个党支部。
做“卧底”，出色完成各项任务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一整套反动的“溶共”、“反共”、“限共”的反共政策，同年春，汝南形势开始逆转，“青年救国团”等抗日群众团体被宣布为非法团体勒令解散。“联庄会”也被破坏。汝新边区党的工作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
面对逆转的时局，新任中共汝新边区区委书记的韩景隆，不悲观、不气馁，英勇机智地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顽强的斗争。
韩景隆在汝新边区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极大恐慌，不仅遭到通缉，还遭到地方土匪邪恶势力的痛恨。他家里多次遭到敌人的搜查。敌人搜捕不到他，便将他父亲抓走，吊在树上严刑拷打。他的爱人和孩子被逼逃亡在外，但他并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
在岳父的资助下，他说服了母亲和妻子，遵照党的指示，一家人于1940年7月秘密转移到沈丘 。沈丘县委书记丁兆一（对外称五金店老板），以和韩景隆是同学为名，将其安排到沈丘县城平與小学。从此他化名王子彬，仍以教书作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1940年6月底，为了加强界首的工作，上级决定由三县分管改由沈丘县委主管，沈丘县委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界首。豫东地委抽调了部分优秀干部加强界首工作，任务是掌握敌人动态，保证豫皖苏解放区与河南地下党联系的安全。具体工作由沈丘县委书记丁兆一负责。10月底，沈丘县委将韩景隆由沈丘平與小学调往界首，任务是专门和中统特务头子柳守义打交道。
韩景隆经常和柳守义一起打牌、下棋、散步，很快就赢得柳守义的信任。不久，韩景隆就掌握了敌特在界首的分布状况和活动规律，并随时向党组织作汇报。党组织根据韩景隆提供的情报，及时制定斗争策略，使党时时处于主动地位。他出色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
为掩护战友，他壮烈牺牲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呼声，撕毁停战协议，以数十万兵力包围鄂豫边解放区，妄图一举摧毁边区根据地。
为保存实力，党中央指示，中原野战军及边区根据地党政机关，实施战略转移。韩景隆被任命为鄂东专属干部中队长。
1947年，豫皖苏军区决定开辟豫东南新区。同年2月，沈丘县由北至南先后建立政权，继沙河北建立沈鹿淮县政权后，沙河南建立了沈（丘）项（城）临（泉）县政权。5月，韩景隆任沈项临首任县长。
当时沈丘虽获解放，但地方反动势力十分猖獗，他们嗜杀成性，人民政权尚不稳固，敌我双方处于拉锯状态。韩景隆不顾个人安危，担负开辟新区的艰巨重任，既做群众工作，又搞武装斗争。在解放水寨（今项城县城）的战斗中不幸负伤。7月初，他带领20多名伤员，回到沙河北岸，在沈鹿淮县民主政府联系点北杨集区的张保园村养伤。
7月13日，杨集恶霸地主勾结国民党县自卫总队200多人，偷袭张保园村。韩景隆和军区派来的同志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大部分同志牺牲，韩景隆为掩护战友不幸被捕，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时年31岁。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恐吓革命群众，残忍地割下韩景隆的头颅，并悬挂在沈丘县城北门很久。
他6岁时才见到父亲韩景隆
韩玉广说，他至今还记得与父亲第一次见面的情景。1940年，韩景隆曾匆匆回家一次，时隔6年，他才再次回到家乡。
那是1946年冬季的一个早晨，当时6岁的韩玉广刚从睡梦中醒来，就听到9岁的哥哥对爸爸说他还有一个小弟弟。随后，韩玉广看到一个高大男子走向里屋，抱起他就亲。在以后的两个月里，父亲就没出过门，天天在家里教小玉广《三字经》。
“在我记忆中父亲是那么温和。我对父亲也有很深的感情。可是两个月后，父亲就走了。我只记得父亲是大年初六走的，母亲在哭。父亲说1947年7月他一定会回来，没想这次离别竟是永别。”韩玉广哽咽着说。
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韩玉广一直在盼望着父亲回家，然而就在当年7月，韩景隆就已经英勇牺牲，但韩玉广一家不知道这个消息。直到1949年，同乡刘秉义回到家乡把这个消息告诉韩玉广的家人，他们才知道韩景隆已经牺牲。
得知韩景隆为革命死得如此壮烈，家人悲痛欲绝。1950年，韩玉广的爷爷和姥爷、舅舅到沈丘把韩景隆的尸骨迁回家乡。
“后人为父亲立了4座纪念碑，以寄哀思。一个在牺牲地张保园村，一个在沈丘烈士陵园，一个在平舆县烈士陵园，一个在我们村。”韩玉广说。
父亲的精神永远激励韩玉广
韩玉广告诉记者，父亲牺牲时，他7岁，哥哥10岁，母亲带着他们哥俩艰难生活，母亲整天以泪洗面。在那个吃不饱也穿不暖的年代，多亏他们的姥爷经常补贴他们，才支撑着他们一家正常生活下去。因为家里穷，韩玉广12岁才上学。
“在学校，每想起父亲我都会更加努力学习，但因为一些原因，我在学业上没有取得什么成绩。母亲一直教导我们要以父亲为榜样，学习他身上的优点，做一个正直的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是这样做的。”韩玉广说。
其实，韩玉广这两年过得并不好，他的老伴去年患癌症去世，大儿子远在新疆和家里失去联系，三儿子在南方打工时出了车祸，落下终身残疾，只有二儿子在外打工养活他和两个孙女。
“如今，只有二儿子打工挣钱养家，二媳妇和三媳妇也离开了家，现在我一个人在家里带着两个小孙女上学，但是生活的重压击不倒我。”韩玉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