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腊月

师仁

1968年岁尾到1969年岁首，那个腊月是之前十几年来天气最冷、风雪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腊月。进入腊月，一场大雪落地之后几乎就没再停过。三天一小下，五天一大下，遍地皆白，漫天皆白。直到来年正月初一，太阳才露出羞红的脸。

腊八过后，依稀有了年的影子。农村俗语，大人望种田，小孩望过年。盼吃肉，盼吃饺子——村口老槐树上挂的小喇叭里几乎天天都能听到县里、公社、大队的干部们相同的一句话：过年一定要让社员吃上饺子！小孩子还盼穿新衣服，盼提着灯笼挨家挨户捡地上的哑炮。

但是，我们一家人尤其高中毕业回村的我却高兴不起来，原是教师的父亲在“文革”运动中被打成“牛鬼蛇神”，正在“牛棚”里接受批斗，交代“罪行”。

腊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八九点钟的光景，父亲背着铺盖，挎着一个破旧的黄书包回到了家里，头上身上落满了雪花。我们都不敢问他，也不知该怎么问他。放下东西，父亲一脸平静地说：“以后我不再去学校了，就在家里永远和你们在一起。”原来，父亲被开除教师队伍，勒令回本村接受劳动改造。那时，父亲才42岁啊。听后，一家人谁也不说话，在昏黄的豆油灯下坐着，一直坐到深夜。

年一天天临近。

生活虽苦，但年还是要过的。过年，富有富过，穷有穷过。几千年农耕文明形成的节日尤其是除夕和春节，不是一下子就能“革”掉的。

过年的食材要准备。上级发了返销粮的粗、细粮票证。家里也凭票证在公社粮管所买了几十斤小麦磨了白面 ，才有了包饺子的面。秋天生产队里“荞麦花开白雪香”，秋收毕，家里分得百十斤荞麦，磨成面和小麦面掺在一起，算是有了蒸年馍的面。伏天，连下了几天暴雨，清水河泛滥，把生产队里一百多亩稻田冲得底朝天，水稻绝收。腊月二十，父亲就和村里几个年轻人一道，用架子车拉着秋季分的一百五十斤黄豆，趁着早晚路上冰冻能走车，到淮河南边的罗山县换回一百斤大米。本来我要去换米的，但当时我在大队革命文艺宣传队当队员，负责编排节目和伴奏。大队革委会要求，过了正月初一，宣传队要到各生产队演出，“让社员过一个丰富多彩的革命化春节”。父亲不让我去找大队干部请假。其时，父亲挨斗跪砖碴时，膝盖上扎的伤还在流脓。

过了小年，家里的柴火烧完了，缺柴火成了过年的最大难题。那时，农村做饭的烧柴全靠庄稼秸秆。而麦草、稻草，生产队里要留着冬、春季节喂牲口，社员的烧柴缺口很大。于是大家就在麦收季节夜晚拔麦茬，伏天打荒草，深秋在树林里拾树枝、到池塘边挖枯树根，数九寒天到河坡里用竹筢子搂衰草或用铲子在河边挖草根作为补充。

我们家平常准备的补充太少。父亲想了一个办法，用一根长竹竿绑了一把镰刀，带着我和两个弟弟去割院前屋后十几棵杨树、楝树、椿树上的枝条当柴烧。枝条上因为有雪有水，冻成了银色的冰棍，很好割断。割断树枝和断树枝落地的声音很清脆、很动听，音乐一般。那几天，村前村后，沟边塘沿，也有不少大人小孩在割树枝。玉树琼枝，摇曳咔嚓，包裹枝条的冰衣摔成一地碎玉，形成的风景也很美。但我早饭后出门要去宣传队时，却皮肤发紧、心脏发凉、浑身冷得透骨。

院子里有一棵香椿树，是七年前从院墙根冒出的树芽，这时树干长得已经比碗口还粗了。树下落了一地“马蹄子”——生长树叶的长茎，小弟就一根一根捡起来说：“这也能烧锅呀。”大弟就抬头望向树冠上稠密的枝条。父亲说：“这棵是香椿树，上面的枝子不能割。一开春，香椿芽很快就会冒出来，是很好吃的菜，那时正缺菜呀。”

割下来的湿树枝虽也能烧火，但生火难、起火慢、火力弱，而且烟雾特大，往往把烧火的人熏得睁不开眼 。没有干柴火，蒸馍、煮肉、下饺子是很难的。一天，一辈子也不爱求人的父亲要我去西庄一个表姑家借担高粱秸秆，好蒸馍、煮肉、下饺子用。第二天一大早，我去了表姑家。推开院门我傻眼了：篜好的白馍、黑馍散布一地，开裂的馍馅儿撒得到处都是，一头猪和几只鸡在抢着吃。我马上意识到，表姑和表姑父肯定又干架了。表姑父乐善好施，但脾气异常暴躁，一吵架就疯狂地摔东西，表姑一辈子怕他怕得捂眼。我连忙转身往回走。不料，表姑父从堂屋里走出来喊道：“大侄子，屋里坐，大清早来了，有事儿吗？”我支支吾吾：“没、没……也没啥事……”表姑父把我拉进屋里，问了我父亲的情况后又问我过年有啥难处没，要有尽管说，只要他能帮上忙的他会尽力帮的。我就把借柴火的事儿说了。他说：“什么借不借的，我晓得了，你先回去吧。”我到家不大会儿，表姑父就把一担高粱秸秆挑到了我家门前。父亲已经从生产队仓库里借来一杆大秤。表姑夫说：“称啥称？都是谁跟谁呀？”说完，解下绳索抽出扁担跑走了。他走后，我们还是称了称，一百五十多斤重呢。后来，直到父亲恢复工作领了工资，我们才按当时的市场价把钱给他送去。他执意不收，几经推推搡搡，我才把几块钱硬塞到他裤兜里。

小年过后，村里家家户户拿着红纸绿纸陆陆续续来我家请父亲给他们写春联，那时还没有印刷的春联出售。父亲的毛笔字写得很好。我虽是高中生，但没有练过毛笔字，就帮父亲裁纸、磨墨，用手指头镇纸。家家户户都有用土坯泥巴垒的供桌——在堂屋中间靠后墙正中。供桌上方后墙是贴中堂的地方。中堂由三个长条字幅组成。中间一幅一般写“祖宗昭穆之神位”七个字，两边的条幅写的是诸如“宝鼎呈祥香结彩，银台报喜烛生花”之类的对联。“宝鼎”就是香炉，“银台”就是烛台。破四旧了，不能再写这些东西。父亲就按当时提倡的写法，在中堂上写领袖诗词。

除夕那天，写完全村的春联，父亲开始写我们家的。中堂上他准备写“红军不怕远征难”那首七言律诗。这时，一位五十多岁的社员拿着几天前父亲已经给他写好的中堂说：“贴在供桌上不能有这三个字。”因为上面有一句是“冻死苍蝇未足奇”，这位社员很迷信，往墙上贴之前，他先叫上过小学的小儿子念了一遍。父亲想了一下说：“你回去拿张纸，我再换一首给你重写。”他说：“家里没纸了，也没钱买了。”父亲说：“好吧，你先坐会儿，我这就给你重写。”他又让我给那位社员拿了一支“淮河”牌香烟。父亲就用我家的红纸写了《七律·长征》。写完，那位社员欢欢喜喜地拿走了。他留下不用的我家贴了。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父亲一辈子都是个无神论者。

除夕那晚，我们点上了蜡烛、煤油罩子灯，还有一盏父亲用铁丝拧成、糊上灯笼纸给七岁小弟串门捡炮拜年专用的灯笼。炒了有荤有素的几盘菜。一家七口人——父母、我、两个弟弟、不满周岁的妹妹，还有姥姥，围着方桌坐。姥姥一生只有我母亲一个孩子，姥爷在旧社会里因为抗拒抓壮丁被活活折磨死。1960年春天，父亲把姥姥接到了我们家。

父亲用麻秆火温了5角2分钱一斤用红薯干酿制的酒。我们兄弟三人争着给父亲夹菜，劝他喝酒。父亲喝了两口酒停下来说：“我对不住你们，你们都跟着我受委屈了。但我绝不是坏人。我的历史是清楚的，也是清白的。我相信将来组织上会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的。你们要相信我。”是的，我们永远都会相信父亲的。父亲参加工作十八年，教算术（数学）课兼管学校后勤和财务，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廉洁奉公，从不占公家一分钱便宜，在先后工作过的两所学校和我们村，他的口碑都是很好的。

那个除夕，父亲喝了不少酒，兴奋地说了不少话，后来微醉了，我们把他扶到床上。

那个辞旧迎新的除夕，不知道父亲做了一个怎样的梦……

那个腊月远远地去了。

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尤其近几年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精准扶贫，我们已经把穷苦的日子留给了历史。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