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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 李富春
张新科创作的39万字的《远东来信》出版之前，他的好友、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毕飞宇曾说过：“每个作家都有一部命运之作，此作不一定是自己最好的东西，却是别人无法完成的作品。我的命运之作是《推拿》，你的命运之作可能就是《远东来信》。”
果然，《远东来信》先是获得《海外文摘》2014年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奖，继而又荣获江苏省第五届紫金山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第一名。这一荣誉奠定了张新科在当代文坛的地位，迅速提高和扩大了他在文学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远东来信》于2014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品用史诗般荡气回肠的感人故事，演绎了一群中国最底层的小人物的大仁大义，展现出中华民族无私的国际主义情怀，被文学界称为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
文学评论界认为，《远东来信》实现了文学领域此类题材零的突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张新科自幼生长在河南上蔡县，大学毕业后留学德国，并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大学教授、徐州工程学院院长的张新科业余时间一直笔耕不辍，创作了《远东来信》《鲽鱼计划》《树上的王国》等长篇小说，《天长夜短》《偃旗息鼓》《大喷》《老满》《信人》《东徐州》等。
笔者有幸与这位老乡结识，并成为文友，有机会拜读他很多作品。张新科的作品，带给我的是不断的惊喜和震撼，总的感觉是：怎一个好字了得？
这里单说他的小说。
张新科的小说简单地说就是好看，复杂点说是具有“四强”特点——故事性强、趣味性强、戏剧性强、逻辑性强。理工科出身的张新科总是在他的小说中体现出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的完美结合——结构严谨，布局巧妙，故事完整，细节生动，悬念迭起，出奇制胜。理性的一面是让读者觉得故事和人物合乎情理，真实可信，仿佛身临其境，犹如亲见其人；感性的一面是利用恰到好处的夸张和戏剧化的处理，紧紧地吸引读者，让读者不自觉融入小说当中，与小说中的人物同呼吸、共悲欢。
张新科小说还有一个十分鲜明的个性特点，就是具有明显区域界定的乡土气息——豫南上蔡县的乡土气息。
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并不乏这样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总会散发出具有特定区域性的乡土气息，譬如鲁迅、沈从文、赵树理、莫言、贾平凹等。他们作品中的乡土气息，其实都是凝结在心中的乡愁。
人，无论做什么，不管走多远，故乡是永远的牵挂，故乡情结，是一生都无法化解的。
张新科从经济相对落后的河南上蔡走出，到繁华热闹的南京上大学；从古老的东方华夏走出，到先进发达的欧洲德国留学；从严谨缜密的理工思维，到感性浪漫的文学创作；
“不管走多远，最后还是得回到原点”张新科说。“我的原点就是上蔡，我生于斯长于斯，这里有我的至亲家人，这里有我最纯真最美好的童年记忆。所以，在我写作的时候，心里总是装着我的故乡上蔡。”
《远东来信》中的故事，三分之二都发生在河南上蔡。笔者为此曾问张新科，类似的故事真的在上蔡发生过吗？他呵呵一笑，回答道，在上蔡没有发生过，但在河南的其他地方发生过，比如说开封就曾经有很多犹太人在此生活。我只不过是把其他地方发生或可能会发生的故事放在了上蔡。
这就是故乡情结。只有把故乡当作精神世界的大背景，才能让创作灵感不断涌动、想象空间不断拓展，在不知不觉中把虚构当作现实，使作品具有真实感人的艺术魅力。
“蔡源县城有四条街，我们五年级的男生因此分成了四帮。”——这是短篇小说《信人》的开头；
“蔡佐生走出家乡蔡源县医院大门的时候，发现后面跟着一个人……”这是中篇小说《天长夜短》的开头；
“我老家上蔡那块地方不知咋的，大人在光肚孩儿面前说话，总喜欢用比喻作为引子……”这是长篇小说《树上的王国》第一页中的一句话
在张新科的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多在上蔡，故事中的人物也多是上蔡人。起初他小说中用“蔡源”代替上蔡，后来则直接改用上蔡。史料记载：“人类始祖伏羲氏因蓍草生于蔡地而画卦于蔡河之滨，遂名其地为蔡。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封其弟叔度于蔡，建立蔡国，以国为氏，传18代近500年，史称上蔡。后屡受楚国侵犯，一再迁都，初平侯迁至新蔡，后昭侯迁至州来（今安徽凤台），改州来为下蔡。”据此，上蔡乃蔡源也。
小说中无论是蔡源还是上蔡，都是欠发达的地方，那些生存在最底层小人物，卑微而艰难地为生活而挣扎着，却总是能在悲苦的生活中“穷开心”，制造出许多令人捧腹或啼笑皆非的趣事来。
张新科的作品大部分为乡土小说，语言质朴得就像上蔡的农民，土得掉渣。
“其实我的很多乡土小说都是在国外写的。”张新科说，他在发达的欧洲国家，面对各种繁华时尚的景象，看着欧洲人富足而悠闲的生活，脑海里总是浮现出家乡显得寒酸和寒碜的情景，总会情不自禁地一阵心酸。正是由于这种强烈对比，故乡留给他的各种印象才会变得愈发清晰。
世事变迁，沧海桑田，仿佛倏忽之间物是人非，曾经熟悉的东西逐渐模糊，直至消失，留下的是永远的记忆。人生总是如此：眼前的事物都如过眼烟云，偶尔一提，付诸谈笑。往事却是常忆常新，觉得一切都趣味无穷。其实，留在人记忆里的东西杂乱无章，捋顺了，归拢了，真正能永久占据精神高地的不过是“文化”两字。
农民虽然不谙熟文化，但农民在无意识地创造出如璞玉般的乡土文化；农村文化匮乏，但农村的文化形式却是民族文化最鲜明的印记。
张新科的故乡情结，归根结底还是对故乡文化的深深眷恋。
当今的文化形式可谓丰富多彩，令人眼乱缭乱，目不暇接，但他最钟情的依旧是中原农村文化的“三部曲”——说书、看戏、演电影。
如今，那些独具地方特色和个人特点的乡下说书艺人几乎销声匿迹；那搭建在廖天野地的简陋戏台偶尔还能见到，但观众越来越少，再难见人头攒动，人马欢腾的热闹场面；那曾经给偏远、闭塞、贫穷、落后的农村带来外面世界的信息，让亿万农民期盼、欢喜、躁动、失落的露天电影也已成为历史。
历史的车轮不可倒退，但历史可以写进书本里，可以变成精神食粮来慰藉人们日益空虚的灵魂。故而，张新科的作品里就再现了民间说书艺人、乡村剧团的演员、农村电影放映员、生产队饲养员、下放劳动的右派分子、乡村小学的代课老师以及“坏分子”、“黑五类”等特殊历史时期的小人物，通过他们的苦甜酸辣、悲欢离合、艰难隐忍、挣扎困惑等生活境况，折射出社会、时代和政治的大背景。
书中是上蔡故事上蔡人。上蔡故事上蔡人才能安放张新科的乡愁。如果在写作时把故事的发生地换成了别处，故事中的人也换成其他地方的人，故事还是那故事，人还是那人，张新科会是怎样的感觉？他一定会觉得那故事离自己很远，那人也离自己很远，一切都模糊了，一切都陌生了，他也就没有激情和灵感了。
公务和学术缠身的张新科经常会挤出时间回上蔡看看，到乡下采风、采访，接触“三教九流”，跟他们“喷喷空”，了解世间百态，收集乡野趣闻……
有评论家说张新科的作品接地气。这地气从何而来？来自他的故乡上蔡。他说：“故乡是我创作的肥沃土壤，也是我的灵感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