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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美国哈佛大学公布了一个起始于1938年，长达75年，耗资2000万美元，“史上最长”关于“人类发展”的研究成果。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找到影响人生幸福最重要的因素。
作为世界知名的大学，哈佛大学对待科学研究工作严谨细致，涉及这项研究的领域横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医学和物理学特征，囊括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性格、智商、收入水平、成功与否、喝酒习惯、父爱母爱、家庭关系等等。
负责这项研究最后30年的 George Valant博士指出，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就是“这个为期75年，花费2000万美元的研究指向了一个简单明了的5个字的结论：“幸福就是爱”。
耗资2000万美元，75年的研究结果，同我
幸福人人有份，幸福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关于幸福的任何研究成果、任何结论或是任何“真理”，必然具备全世界普遍认同的可能性。如果碰巧有人先于哈佛大学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只能说明大家“英雄所见略同”。无论这个研究是一个人的行为或是知名大学集体的贡献,各自独立思考、独立研究作出的结论可用来互为支持、佐证，以进一步证明自己研究结果的正确性和具有普世价值。
幸福就是爱。简单明了，易懂好记，一针见血，深邃透亮。这个既简单又深刻的对幸福“最最重要”的研究结论，将轻松解答无数人对幸福的困惑。探索幸福的漫长隧道尽头，又出现了一道耀眼的亮光。
爱,我们如何表达
如果让你用一个汉字来表示和人类幸福关系最为密切,对人的幸福感影响最大的因素，你会用哪个字？当然，大家会有很多种选择，绝对不会众口一词，同意一种意见。大家投票的结果最终也许会出现七八个，甚至十几个汉字。在今天物质至上、金钱至上的社会，很可能“钱”字也能得到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票数。但是，有一个字也许能获得7亿张以上票数，这个字是“爱”。
我会毫不犹豫选择“爱”字。
爱，和我们每个人的幸福息息相关；爱，在最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每个人每时每刻的幸福感。
进入21世纪，中西方文化随着中西方之间的交流日益深入而日益交融。虽然远远达不到“水乳交融”的境界，也许永远不会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但是可以想象，中西方文化会越来越交融。
不仅仅只有东西方两个极端，全世界各个角落各个国家的人民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殊途同归，将是人类的宿命。
这个过程也许还得几百年甚至更长。“四海之内皆兄弟”，是我们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是我们累积数千年无比深邃的传统文化理念。
我们中国人是心中有大爱的民族。我们中国人的胸襟、气量，无与伦比。
不然，您无法解释为何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圣地天安门广场，展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大幅标语“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会存在长达60多年，而且可以预期，这条标语将会继续存在下去，甚至永存下去。
其实，这过去的60多年，这过去的600年，这过去的6000年，世界人民何时真的团结过？仔细想，我常常会忍俊不禁，失声笑出来。人类的历史目睹了无数弱肉强食、恃强凌弱、大国欺负小国、小强国欺负大弱国，永远有一群人和另一群人相互屠杀，鲜血淋淋、惨不忍睹的可悲、可恨事件。
只有我们中国人，具备这种独特的思维和幻想：“世界人民大团结”，还“万岁”！
我们是多么热爱和平，心地善良、充满爱心的民族啊！
历史在前进，人类在进步。最后一次世界大战远离我们已经有几十年。思想文化、科学技术、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甚至军事战略都在发展变化，越来越趋于更加合理，越来越趋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世界大战再次爆发的可能性只能越来越小。
进入21世纪，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途上， 善、爱、孝、和、仁、义、忠、信，这些中国人特别珍爱、挂在嘴上、写在书里、教授在课堂上传播的价值观，越来越显现出美好的前景，前途无量！
无论这个世界变得如何越来越让人眼花缭乱，无论这个世界如何发展，无论各个国家各个种族如何有文化的巨大差异，全人类最基本的感情从来没有变。支撑人类各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最基本单元——家庭；支撑整个社会的最基本的情感“爱”，从来没有变过也永远不会变。
这是“世界人民最终可能会大团结”的一个基本考量。
这是世界和平梦想的一个最重要基础。
近几十年来，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国人表达爱的方式，有了极大的变化。
曾经比较保守，受几千年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人，含蓄深沉，大多数人不会、也不愿意、更不曾想过，会经常张口对人说出“我爱你”三个字。无论他或她有多爱身边的至亲至爱。我也一样，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对我的姥姥、我的爸爸、妈妈，这三个今生今世最爱我的人，当面说过哪怕一次“我爱你”。
1984年的一天，在郑州市中州宾馆接待一个美国来访的代表团，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一个人在电话里对他的妈妈说：“我爱你妈妈”！那是个美国人当然用的是英语。
当时的印象是，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不自然，怎么那么不自然，有点别扭。
多少年过去了，当时的印象依然栩栩如生。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竟然造成如此扭曲的效果，别人轻松、自然随时随地能够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自己听起来竟然十分的“不自然”。
60年人生过去，曾经在美国生活工作11年的我今天常常会脱口而出，说“爱你”，“我爱你”，“I love you！”“You know how much I love you.”等等。当然是对自己的老婆和两个儿子，还有在美国芝加哥生活的四弟和他那一大家子人，弟妹和四个孩子们。尽管对其他在国内的亲人朋友，还是不说或是几乎不说，我的文化生活习惯明显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感染而在这方面有点西化。
曾经，多少次，梦想着，想象着，幻想着。假如，假如上天给我一天的时间，假如上天给我哪怕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和我亲爱的姥姥再次相见，和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再次相见，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我有多爱他们，他们对我是多么的重要！我会紧紧地拥抱他们，亲吻他们的面颊和额头，一遍又一遍地向他们诉说衷肠，一遍又一遍的说出“我爱你”！“我爱你们”！任凭眼泪在脸上肆意流淌。
即便是此时此刻，仅仅只是幻想着和他们相见，我已经热泪盈眶。
多少次，我想象着宁愿以自己十年的生命来换取这一天，来换取这一个小时。
可这只不过是个梦想，一个奇妙无比但绝无可能实现的梦幻。
子欲养而亲不在。古人早就为我们总结出这人生的一大悲哀。
姥姥活着的时候，我们大家从来没有意识到更不可能也从没有告诉过她，我们有多爱她。这，曾经是我心中的痛。在岁月的流逝中，这痛变成了自己心中一生的遗憾，永远的遗憾。
爱,爱祖国,爱人民
前些时，金盾出版社的张延杨社长给我出了个题目，“你为什么要推广‘福商’文化？”建议就此做一个专题网络电视访谈节目。
好题目，因此有了这篇文章。由“爱”说起，试图借此机会彻底弄明白自己的心路历程和为什么我这么在乎中国人幸福不幸福，为什么每天都在动脑筋、想法设法找出解决中国国民总体幸福指数偏低，这个世纪难题的途径和方法。
我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我的笔记本中有如下记录：
这就是这本书(《幸福商数》)，作者的写作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对自己今天生活的快乐感、幸福感。
作者指望这本书将人们目前所体会到的快乐和幸福程度提高15%~30%。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作者已经下定了决心，将余生奉献给致力于提高人们幸福感的事业。这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且代价极大。作者凭的仅仅是这一本书，一张嘴，一席话。“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今天我把它改成：“听君一席话，多长十年寿。”“听君一席话，每天笑哈哈。”
你为购买此书付出区区18元（实际定价29.8元），获得的却是即刻到来的快乐和幸福，那可是金钱买不到的无价之宝啊！
这篇随感写作的时间是
今天的我读到这段话，仍禁不住会问自己怎么会在那个不眠之夜，写出这样的内容。只能自己对自己说：“不可思议！”
如果不是白纸黑字留下历史的记录，我都不敢相信自己曾经有过如此具体、如此周密的思考，甚至在2003年的时候就明确提出想用一本书，把中国人的幸福感提高15%~30%。那是一个多么不知天高地厚的梦想啊！
今天的中国国民总体幸福指数大概在6~6.5左右。6.5提高15%是约7.5，6.0 提高30%是约7.8。
大致看提高15%~30%是不错的，相当精准、相当可行的一个方案，不过是所谓世界上最幸福国家的水平啊！
可十多年前的中国，社会还远远没有达到大家天天谈论幸福的境地。
我为什么如此超前，我为什么会有“张口全中国闭口13亿”的胸怀？
当时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还没有想到“幸福商数”四个字。书名当时是《一分钟快乐人生》，模仿《一分钟经理人》命名。
一直到2008年某日，我才灵感突现，完全在独立思考的状态下脑子里冒出“幸福商数”这四个字，此后才有了“福商”这两个汉字的简称。接着又产生了“幸福革命一、二、三”，继而修改为“‘福商’文化一、二、三”等等。
今天，对整个事情的认识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福商”，两个神奇的汉字，蕴含着影响中国、改变中国的巨大正能量。
“福商”两个如此简单，但结合在一起就变得神奇无比的汉字，因此而身价无限，对中国这两个字价值至少是14万亿。是的，14万亿。（推理是，如果每人发10000元，要用14亿。人民能幸福几天？如果推广普及“福商”文化，人们将由于思想理念的变化、价值观的导向，而使幸福感持续大幅度提升。其实，“福商”两个字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更有趣、更重要和大家更难理解的是，福商，这两个字发挥作用，可以完全和我的书《幸福商数》没有任何关系。
原因如下：“福商”两个汉字，简单扼要，一针见血的说明“幸福是一种能力”。今天在中国，就幸福学做文章的各路专家学者，其实都在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阐述这样一个理论：幸福不能向外找，幸福只能向内寻。大家的说法不同，但是都在解释“幸福是一种能力”这个基本概念。
支撑“福商”理念的理论系统全都蕴含在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之中，根本用不着谁再去创新。我们只要从传统文化中，包括从儒学、佛学、道家学说中汲取所有中国传统的“幸福学”、中国传统“人生观”的精华即可。今天，中国的无数专家、学者，包括佛学大师、僧人、道士，都在每时每刻做着传播中国传统幸福观的工作。
《幸福商数》全书贯穿始终的是传统的中国文化的精髓。例如，知足长乐；例如，知足的同时永远要有追求；例如，提倡艰苦奋斗；例如，提倡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书中个人经历部分新鲜可读，是这本书的一大亮点。但是，除了书名，以及书名带来的一些新理念，提出的一些新口号，讲的道理并没有太多“新”东西。仔细分析，都是“老生常谈”，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文化精髓。
由于“智商”这个词汇，近100年来，在今天的全球文化范围内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其认知率和使用率达到空前高度。“情商”步“智商”的后尘，也竟然取得几乎同样高的认知率和使用率。我们有理由相信，“福商”也能步“情商”的后尘，获得惊人的认知率和使用率。
特别是在中国，因为它特别针对今天中国的问题，能治今天中国人的病。
理由如下：今天的中国，人民大众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总体幸福指数偏低，严重偏低。
“福商”两个汉字所组成的缩写词汇，一旦实现对其认知率和使用率的大幅提升，可以一举改变中国人的幸福观。理解“福商”两个字深刻含义的人，将认清什么是幸福。幸福在人们心目中将不再是什么“成功”。
世界文化史上，中国文化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的局面：一个偌大的，貌似不能轻易解决的，极其复杂社会问题，竟然可以用两个汉字，两个神奇的汉字轻松解决。
我坚定不移地认为：一旦“福商”一词的认知率和使用率在中国达到同“智商”、“情商”一样高时，就是中国人民的幸福指数从6~6.5的严重偏低状态逐步攀升到7.5甚至8以上之日。
中国国民总体幸福指数将由于“福商”两个汉字的认知率和使用率的变化而提高15%至30%。
假以时日，三到五年而已。中国今天的大环境为中国人创造了幸福的基本条件。中国5000年文明史中，今日之中国正经历历史最幸福的时期。
没有战争，没有大饥荒，没有瞎折腾。
自1978年以来，中国人有的是经济发展，曾经贫穷的国家今天是世界最大的债主。曾经羸弱到不堪一击的国家，今天就要航母成群，第五代战机满天飞。曾经何等羡慕西方商品世界的中国人，今天对家用轿车泛滥竟到深恶痛绝的地步。
幸福这个硬币的一面，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面，社会的大环境，它就在那儿。中国的大环境不说同1937年和1942年比，就是同1962年和1976年比，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个世界两重天，千真万确。
毫不夸张地说，今日的中国处在5000年历史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历史时期。我们中国人已经骄傲地又一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人的幸福感偏低，人们价值观、幸福观的问题不容忽视。人们感受幸福的能力也就是人们的“福商”，高还是低的问题，今日社会如何对大众进行价值观引导的问题也应当引起大家的关注和重视。人们感知幸福能力的提高和大环境的改善应当同步进行，缺一不可。
自然环境的保护和进一步改善，治理贪污腐败，治理环境污染，控制物价，解决医疗保险，退休养老问题都是“造福”的手段。
问题的另一方面，不容忽视，“幸福”就在那儿，体会到或体会不到可就看人了。
幸福这块硬币的另一面，我们每个人感知幸福的能力有待大幅度提高，这是所有有识之士的共识。
国人感知幸福的能力如何在相对短的时间内（例如3~5年），从目前的6至6.5提高到8左右？
答案就在“福商”。
答案就在国人对这两个汉字的认知率和使用率的大幅度提高。
如此简单，如此可行，如此轻松。
大道至简：“福商”文化的普及推广并在中国大行其道，说明“大道”，是何等的“至简”。
登峰造极，无与伦比，淋漓尽致。
一些朋友建议我为“福商文化”、“福商”申办“商标”，甚至“专利”。我经过一番思考，否定了此类想法。
推广“福商”文化，普及福商的认知率和使用率，不仅需要政府的关注支持，更需要大众的积极参与。申办任何类型的商标或是专利，都会限制这一理念的传播。我们不需要人为地设立任何障碍，相反，我们应当欢迎所有有识之士参与，并且无条件、无限制的参与。
常常会有人赞叹我多年来推广“福商”文化的执着，持之以恒的精神。甚至会有人拿我和某些历史人物相比，赞美之词溢于言表，我从不为所动。
我就是一个老百姓，但我是一个有思想的老百姓，是一个不甘心虚度年华、碌碌无为，想在自己短短的生命旅途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而已。
也有人觉得我像是唐吉诃德，在进行一场毫无希望的斗争。天马行空，浮在空中，脚不沾地，异想天开。
而我，永远不会为任何负面的言语评论所动。一个有强大信仰的力量支撑，毅力超常、能够持之以恒坚持12年做了300000多个俯卧撑的人，可以成就任何他认为重要且可行的事情。
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这，除了对自己有坚强的自信之外，支撑自己的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力量。
“爱”，还是这个神奇的汉字吧！
我费尽心力为普及“福商”文化的所有动机，都可以从“爱”这个字里面找到答案。
我爱这个国家，我爱这个民族，我深深地眷恋着这片古老而又青春焕发的中华大地。我太在乎这个被称为“中华民族”有十三亿七千万之众大家庭的一呼一吸，一颦一笑，一动一静。
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只不过是她这个大集体之中骄傲的一员。她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她的命运就是我的小家庭命运，她的所有遭遇，她的所有苦难，她的所有辉煌，都和我最在乎的所有人紧密相连。
不是吗？从孩提时代我们就学会了高唱“爱祖国，爱人民”，唱了50多年。文革前12年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的历史自不必说。之后十年的文革磨难，7年的农村历练，恢复高考以后四年校园生活，5年在地方政府当英文翻译的工作经验，对人民对祖国的热爱，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人生观由于几十年如一日的潜移默化，早已经渗入我和我们这代人的骨髓。
2014年的初春时，如前两年一样，中央电视台又一次在播放，一个叫邱茂的农民工购买火车票的悲喜故事。中央电视台屏幕的下方醒目地写着：“小邱，今年买票难吗?”
我独自一人在家中地下室的彩电前观看这一幕，联想到连续三年，中央电视台在关注这个普通农民工在春运中的遭遇。心中一阵激动，泪水涌上眼角，我竟然抽泣起来。
感动，深深的感动。为邱茂，为邱茂的一家人，为中国人，为我们中国人终于过上的好时光。
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竟然让中央电视台连续关注了三年，只为他能否顺利买到火车票。
一个普通农民工的奇遇，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新时代的发展变化。
我没有注意央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如此深入、如此真诚地关注普通人的。那个“走基层”节目受到亿万老百姓的喜爱实属理所当然。今天的央视，关注普通人、报道寻常老百姓的故事成了常态。
看来不起眼甚至很多人不会注意到的一个变化，蕴含着多少深刻，蕴含着多少“翻天覆地”。
这是一个平民百姓发自肺腑的赞叹。
曾经，我为中国人受过的苦难独自一人关着门默默哭泣，甚至失声痛哭。曾经，我在自己一生最奢侈的宴请贵客的场合，在自己经历的最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地方举办午宴，会那么不合时宜地谈到当年的大饥荒，竟然当众放声恸哭，失态到了让现场所有人感觉尴尬，甚至可能误以为我也许有病的地步。
打那以后我痛下决心，绝不再当众为过去中国人受的苦难哭泣，因为那么做解决不了问题。
静下心，痛定思痛，写出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不再哭泣》。
我要笑着把事情办好。
我要一路欢笑着为中国人、为我们自己的幸福奔忙。
演讲获得巨大成功。原定的60分钟时间，在同学们持续不停的掌声、笑声、欢呼声中硬是延长到120分钟。
如果加上热场的15分钟，我不停地讲了两个多小时。
结束的时候，我向这八百多年轻人说了我到底为什么从北京专程来到郑州、来到学校，不但公益演讲，还赠送1000本《幸福商数》给同学们。
我向大家说河南是我的故乡，郑州是生我养我的城市。我永远都会为自己是一个河南人感到骄傲，能为家乡的建设帮上忙我很高兴，非常高兴。
我停顿了一下，终于费力说出了20多天特别想在这个时候对大家说出的一句话：“我爱你们大家！”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对这么多人说出自己的“爱”。嗓音略略有点颤抖，夹带着激动和泪花。
掌声雷动。
时隔半年，
紧接着9天以后，
两个多小时，132分钟，掌声、笑声、欢呼声！现场的俯卧撑比，还有唱歌，独唱合唱，集体背诵唐诗，逗笑的包袱一个接一个。 所有的设计都紧紧围绕一个题目：“幸福”。
“我爱你们大家！谢谢！”
第三次对大众说出这句结束语，已经有点习以为常的感觉。不再激动，声音不再颤抖，也不再有热泪盈眶。
但是心中的幸福和喜悦，却是满满的，充盈全身每条血管、每个毛孔。
爱人，就是爱己，再正确不过了。
第二天一早，我乘高铁赶回北京。马上就到月底了，公司的业务成堆急需处理，原来定好的要与老友打半天乒乓球的计划也匆忙取消。
哥哥和嫂子坚持要去高铁站送我。我们刚刚登上公共汽车，三位年轻人就热情地腾出位子给我们。车厢里顿时响起一阵“谢谢了、不客气了”令人愉悦的对话，熟悉的河南话。家乡郑州人的素质不可低估，心里一阵窃喜。
我故意调侃：“唉，我看着就那么老吗？悲哀啊！”
车厢里响起一片会意的笑声。明亮宽敞的巴士在和谐友善的气氛中行进。
和哥哥、嫂子依依惜别。两人一直在我身旁伴随着检票的队伍跟着我走。哥哥虽然满头白发，但气宇轩昂，显示出一个书法家和游泳健将的不凡气质。嫂子满脸笑意注视着我，目光和蔼亲切，一直目送我检票进站。
再回头，两个人还站在那里，又一次向我招手。
“回去吧！”我轻声但是清楚地对他们说：“爱你们。”心中默念着，微笑着再招手告别。
高铁商务仓的宽大舒适和北京地铁的拥挤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我早已养成搭乘地铁的个人习惯并且因此很享受乘坐北京的地铁。我会抓紧时间默背唐诗，或是默背自己演讲的段落，中文或英语，或者练习用口哨吹歌儿。地铁噪音较大，吹口哨基本不会引起注意，没准我的口哨歌曲有朝一日能表演呢！
同往常一样，北京地铁的乘客们笑容不多，大多数呈中性，不幸福但是不痛苦的样子。疲惫不堪打瞌睡的，满脸焦虑愁容不展的，心事重重奔波忙碌的比较常见。北京市民的幸福指数平均应该是7甚至是7.5以上，但是地铁往往给人的印象要比7低一点。
我身背登山包，手扶着行李箱，尽量让自己站直了身体，让这地铁时间变成形体训练。身前站着一对夫妇，中等个子，城市人模样。男的怀抱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儿，三四岁。妻子看起来有些严肃，似乎有点不开心。
我轻触一下那男的肩膀，“要不要帮您找个座位？”我深信只要我开口说话，身边的旅客肯定会有人立马为这个抱小孩的男士让出自己的座位。北京人的素质也不低，还是非常愿意帮助人的。
“不用！”那女的绽开一脸笑容，向我解释，“我们只有两站地，马上就到了，谢谢您。”看着那女人的脸庞，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成语，“笑黡如花”。那女的是个面容姣好的女人。刚才愁容满面的样子完全淹没了她的美丽。
男人怀中抱着的那个小女孩儿，这时伸着小嘴向妈妈凑过来，要和妈妈亲嘴的态势。妈妈温柔地把双唇凑过去亲吻。我转过头，不好意思介入这幸福的母女私密空间。
心中一阵温热，突然想到自己13岁儿子的可爱模样。拥挤不堪、噪音肆虐的地铁车厢里，此时，充满温馨。
放眼望去，车厢里拥挤的人群，伸延到远处另外的车厢里，人头攒动。
疲惫不堪的，一脸严肃的，愁容满面的。焦虑、不开心还是太多。笑容，还是太少，太少。
“福商”，“福商”文化。四处奔波，公益演讲，免费赠书，日思夜想如何提高国民总体幸福指数。其实，不就是为了一个目标，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目标：让国人的笑容多一点，哪怕多一点点。
放眼望去，地铁乘客似无尽头。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我亲爱的同胞。
“中国人，我爱你们。你们要幸福啊！”
从心里突然冒出这句话。胸中的温暖骤然加剧。
一股热流从心底涌上来。泪水模糊了双眼……
（作者王平，郑州市人，1971年~1978年在郑州郊区圃田五七青年农场劳动，1978年~1981年就读于河南大学外语系，1982年~1986年在河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英文翻译，1987年~1989年赴美国求学，获匹兹堡州立大学美国历史硕士学位，此后在美国工作8年，1998年回国，任美国公司驻华首席代表。本文在广大读者中曾经产生较大影响，本报刊发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