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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亦文亦史唱大风
——评陈泽华的《快马加鞭未下鞍》
刘清珍
陈泽华的长篇人物传记《快马加鞭未下鞍——铁血战将郑维山的传奇人生》亦文亦史：为文，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写史，填补了历史空白。书中主人公郑维山将军历经土地革命、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战功显赫、成就辉煌。其政治素质和思想境界如一座巍巍高山，仰视不及、超越更难。这部作品为这位中国人民的“猛士”演唱了这首现代版的《大风歌》。其立意之高远、内涵之丰富、风格之独特、时代气息之浓郁，均值得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
丰富而深刻的政治蕴含
郑维山本是一位政治人物，作家不可能不以其鲜明的政治态度，赋予他丰富的政治蕴含。
践行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的宗旨。是否自觉践行宗旨，是检验真假共产党人的唯一标准。郑维山就是经得起这种检验的共产党员。
作为我军高级将领的郑维山，为人民解放甘洒热血，勇于献身。在“西征”途中，早已是师政委的郑维山身先士卒，持刀肉搏，败也败得英勇悲壮，荡气回肠；他孤身一人晓行夜宿，虱子满身，一路乞讨回到延安。在失败面前，郑维山不但没有悲观失望、没有怨天尤人，而且为人民解放事业战斗到底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与敌斗争，郑维山是位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铁血军人；面对人民，则充满了赤子深情。他率部队解放大西北时，军中缺粮，百姓少食，他不允许蒸顿槐花吃。他说：“现在青黄不接，又刚刚打完仗，群众苦啊！我们千万不能和当地群众争吃的。”为此，他还专门下了一道命令：“部队一律不准采槐花，挖野菜也要小心群众的庄稼，违者严加惩处。”视人民为父母，与人民骨肉亲，是党的宗旨决定的。郑维山就是自觉践行宗旨的楷模。
忠诚于党。是否忠于党，是检验真假共产党人的试金石，尤其在党的事业遇到挫折或自己受到误解、不公甚至错误处理时，最能考验党员对党的忠诚度。郑维山曾多次经受住了这种严峻的考验。
“西征”失败，郑维山九死一生回到延安，却受到怀疑和审查，他表示理解；审查虽无问题，郑维山还是从主力师政委一下子降为军政干校的普通教员。但他服从分配，毫无怨言。“文革”中，郑维山的罪名层出不穷。粉碎“四人帮”四年后他才得以平反。其间，他不仅被软禁、流放，其夫人、子女也频遭迫害，吃尽苦头。
即便如此，郑维山也从没对谁有过抱怨，对党、对领袖仍然是忠贞不渝。有人要开除他的党籍，他坚定地说：“就是把我开除一百次，我照样是共产党员。我郑维山，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他一次次地写信告诫自己的子女：“要正确面对别人的误解，包括组织的误解……无论任何情况下，都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
敢于担当。郑维山18岁就任红88师政委。这支部队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铁拳。二过草地，两翻雪山，再取懋功，西征“二马”……凡大战、险战、恶战，战战离不开郑维山和他的部队。特别是在关键时刻、危急关头，他敢于挺身而出，大胆负责。在围歼敌35军战役中，按命令，郑维山的“任务是在新保安的西面围堵，东面、东南面如有敌人不归他管”。但当时敌104军西进接应敌35军，他果断下令分兵东进阻敌，断其两军会合。这不仅要两面受敌，且属“自作主张”、“擅自行动”，一旦有什么闪失，“要担负违令抗命的罪责”。但郑维山说：“杀头杀我的！”在朝鲜金城反击战中，郑维山先打“883·7”高地的主张不符合“志司”意图。他又是那句话：“杀头杀我的！”“错了我一个脑袋顶着！” 时任志愿军政委、代司令员邓华知道情况后，立即电告郑维山：“打‘883·7’高地的条件不成熟。我们的意见是不要打。” 他回答：“决心已定，错了我负责。”事实证明，郑维山是对的。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敢于担当”意味着随时准备献身，绝非赌博，更非赌气。郑维山敢于担当又善于担当，是他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完美统一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郑维山15岁参加红军，一生没有离开过人民军队一天。时空跨越70年来。他长期担任我军中高级将领，参与和领导了人民军队从创始到现代化建设的整个历程。写他个人成长史也是写人民军队发展史。写史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客观公正，秉笔直书。
毋庸讳言，郑维山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只因受累于张国焘的问题而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虽然党中央和毛主席当时就反复强调，张国焘是孤家寡人，红四方面军没一个人跟他走。但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红四方面军官兵还是受到很大牵连。直到1980年，在郑维山、李先念、徐向前等原红四方面军几位老领导亲自呼吁、过问之下，有些问题才得以解决，但至今也难说完全、彻底解决。
再者，长期以来，无论党史、军史著作，对红四方面军长征、“西征”的历史，或轻轻带过，或语焉不详，甚至批评多于肯定；在以红军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中，直接反映红四方面军的更是少之又少。本书作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对这一问题不回避、不掩饰。作品以大量事实和篇幅，具体而生动地描写了红四方面军这段历史的全过程，并对其广大官兵对党和人民的耿耿忠心、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精神以及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革命情怀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热情讴歌。为“事实胜于雄辩”，作家对书中所有重大情节涉及的人和事的叙述非常具体：人物，从领袖到士兵有名有姓；地点，能在军用地图上找到；时间，具体到小时与分钟；事件，见于历史资料和文献。总之，作家在书中大胆还原历史真相，填补历史空白，还历史以公正，还红四方面军广大官兵以清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彰显了“史官”的良心和学识。
特色鲜明的文学语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语言上。郑维山虽有同级人物的共同特质，但作为文学作品中的“这一个”，是作家全力塑造的艺术形象，自然有他独特的语言风格。
人物语言个性化。人物语言最能直接表现人物性格。什么人说什么话。《水浒》人物的话，《红楼梦》中人绝对说不出。郑维山的语言就非常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他的性格特征。
作为战士，郑维山的语言彰显了军人特质。类似“错了我负责”、“杀头杀我的”郑维山一生说过多次，鲜明地体现了革命军人勇于担当的铁血精神。这种性格化的语言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他的二儿子郑伟卫所在部队将要赴边参战，父子俩作了一次长谈。郑伟卫告诉他：“个别人，知道要打仗，老早就通过关系往外调。”郑维山告诉儿子：“临战脱逃，应该枪毙！大丈夫为国尽忠，天经地义。不要说调走，连这个念想都不能有！”此言足以证明什么是军人的血性。
作为党员，郑维山的话常常体现出党的实事求是作风。有一次中组部部长饶漱石邀他吃饭，他借故未去。不久饶漱石反党问题暴露。有人说他有政治眼光，立场坚定，未受拉拢。郑维山却说：“没那么玄乎。”受中央组织部长之请，他没有受宠若惊；饶漱石出了大问题，他没有落井下石。他说：“我不去他家吃饭，是因为一向没这个习惯……从来不搞你请我、我请你。我和饶漱石交往完全是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他邀请我吃饭，也不一定有什么政治目的。他当时是中组部部长，我在军队工作，他拉拢我干吗？再说，当时也没有任何迹象证明他反党。” 这一番言论很好地诠释了郑维山的性格特征——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为人厚道，令人可亲可信。
作为我军高级将领，郑维山的语言还表现了他始终心系军队建设的行为特征。病危时他拒绝治疗，说：“针别打了，那么贵，省下来造军舰比用在这儿强。印度还有两艘航母呢，我们到现在连一艘都没有啊！”对于军队思想建设更是倾注了他一生的心血。1996年，已经81岁的郑维山，对新任师长的大儿子郑勤清讲了很长一段怎样当好指挥员的话：“第一，带兵的人首先要爱兵，严就是爱。第二，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光喊‘给我上’不行，必须敢喊‘跟我上’。不然，部队不会有战斗力。”他还对孙子的“将有五德”发了一番议论，认为平时患得患失、怕负责任、总想给自己留条后路的指挥员，战时就会犹豫不决，失去战机，总是被动。这些话凸显了郑维山对于军队建设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这也是他一生带兵的经验总结，对于如何治军将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报告文学语言化。这部作品也是报告文学，无论叙述、描写、抒情、渲染、烘托，还是议论、说明、对话，文学语言的运用都颇为成功。请看对郑维山家乡大别山的风景描写：
春天，三阳开泰，冰消雪融，百花怒放，万鸟和鸣；夏天，云遮雾障，飞瀑流淌，幽兰飘香，万木葱茏；秋天，松黛竹黄，枫叶似火，硕果层缀，百草含香；冬天，林海雪原，冰清玉洁，草木峥嵘，凝重萧瑟。
四时之景，各有特色；句式整齐，几成对仗，节奏感很强。描写语言如此优美，议论语言也别出新奇。“西征”途中陈昌浩固执己见，以权压人，郑维山等人无理可说。作者对此发了一通议论：
对错就在一瞬间。
对错其实不在一瞬间。
只有时间才能对历史作出公正的评判。
短短三句话，蕴含丰富，深具哲理，发人深思。
作品中，作者还常引用中国古典诗词，以增加作品感染力。为描写兰州易守难攻之地势，以示我军即将攻城之艰险，作者引用了金代诗人邓千江之词：“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名藩自古皋兰。营屯绣错，山形米聚，襟喉百二秦关。鏖战血犹殷。见阵云冷落，时有雕盘。静塞楼头，晓月依旧玉弓弯。” 这既是渲染、是烘托，也是抒情、是说明，还暗含议论，体现了作家综合运用各种文学表现手法的能力。
鲜明的语言特色，使这部“史著”成了一部文学艺术品。
当然，这部作品不可能没有瑕疵。如写郑维山，从其祖、父辈一直写到他的骨灰撒放，几无悬念设置，很少倒叙插说，叙事方法似显呆板；有些情节写得过细，有的词句尚欠锤炼等，但瑕不掩瑜。
总之，这部作品亦文亦史，特色鲜明。书中所写虽是历史人物和事件，却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示范作用。作家创作本书正逢边声四起时，再唱大风寓所思。其创作态度也值得赞赏。因此，说它是一部艺术杰作并非溢美之辞。